原创《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路径》：这是一篇与意识形态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摘 要]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是通过经学思想政治化和经学信仰的大众化两方面实现的.经学政治化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结果,这样一个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即统治思想经学化、通经入仕制度化、官僚队伍儒生化.经学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儒生的信仰和创造推动统治者的信仰、政治威权和禄利诱惑推动官吏的信仰、经学教育和政府奖进推动知识分子的信仰、教化和风俗推动庶民的信仰.经学思想政治化和经学信仰大众化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关键词]汉代；经学；意识形态；路径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38(2011)04-0048-04
儒家学派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挫折和秦王朝“焚书坑儒”的打击后,艰难地存留下来,尽管得不到新生汉王朝的重视,但汉儒们并没有放弃复兴孔教儒学的努力,通过对经义的再诠释和具体应用适应了现实的需要,从而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一门“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在汉武帝时正式确立,并从此成为儒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讲,两汉时为政权名义上所独尊的学说并不是儒学的全部,而仅仅是阐释经典的经学.甚至连经学也没有立即被政权全部认同,从公羊到毅梁、从今文经到古文经,历经两汉,经学才基本为政权接受.汉武帝以后,经学渐趋和政权各个部分结合,最终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思想,被称为两汉的意识形态.
关于汉代经学的意识形态化,在学者们的著述中往往作为背景或论据伴随出现,对其原因及路径的专门研究相对不足,但也出现了一些成果.归纳起来,对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和儒生的推动两方面.但经学作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必然同时被政权支持和大众信仰,因此把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仅仅归结为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是有失偏颇的.笔者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经学意识形态化的原因不仅在于其符合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需要,也在于其顺应民风满足民众的情感需求,得到社会群体的认同和服从,并使所有人适应这种主流文化支配下的社会生活.
从这个意义来说,经学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经学思想在官方的认可下成为一种合法的结构性力量,即经学思想的政治化；另一方面是经学教义深入人心从而为社会各个阶层所认同,即经学信仰的大众化.
一、经学思想政治化
政治化使得经学可以合法地参和政治现实的建构,但经学的政治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时,经学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完全地被政治化.汉代经学的政治化的历程主要由以下几个步骤组成：
第一,统治思想的经学化.经学成为汉王朝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汉高祖刘邦本不喜儒生,史载“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但经过“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后,对儒学的态度有所改观,这从高祖十二年十一月“过鲁,以大牢祠孔子”可以看出.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7年)废除“挟书之律”,诸子百家开始了一个复兴的阶段.但由于秦汉之际的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汉初统治者以黄老思想为统治思想,实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加之当时的公卿将相大多是草莽英雄,不喜儒术,所以儒家思想一直得不到重视.
到汉武帝即位时,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开始出现繁荣景象,同时国内外的矛盾日益尖锐,于是汉王朝开始推行积极有为的统治政策.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立五经博士,诸子百家皆被罢黜,经学获得了官方独尊的地位.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一统天下,汉代统治者并没有因为儒学独尊就完全奉行儒家思想,如汉宣帝明确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经学真正成为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观念体系,则是在汉元帝时期.汉元帝从小以经学大师疏广、夏侯胜、萧望之、严彭祖等人为师,系统地学习了儒家经学,具有深厚的经学功底.早在为太子时,元帝就向其父宣帝提出改变统治思想,摒弃霸术,改用儒术.他说：“陛下持刑太深,益用儒生”,但遭宣帝斥责,太子之位也险些被“明察好法”的淮阳王取代.元帝即位后,开始实施他“任德教”、“用儒生”的主张,大规模地培养和任用经学之士,经学到此才完全占据汉王朝的统治思想,正如皮锡瑞所说：“汉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
第二,通经入仕的制度化.汉初制度草创,选官制度也显示出多样化的特性,同时有多种选任官员的途径,如察举制、征辟制、任子制、资选制等.但这些制度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譬如察举制,自高祖以后到武帝即位五十五年中,仅诏举贤良二次,选举孝廉二次.实际上官吏的选拔已被封建诸侯、军功贵族垄断了,汉初朝廷公卿和地方二千石长吏几乎全是直接从封建诸侯、军功贵族中举任.这种贵族垄断世袭制不利于举贤任能,军功贵族对文化的缺乏和轻视也不利于建设知识型的政府.
到汉武帝时,在继续察举制、征辟制、任子制、资选制的同时,又增加了太学养士制和公车上书自荐制.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兴建太学,置《五经》博士,并“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等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等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汉初察举有贤良、孝廉两科,武帝增设四科：一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是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是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任御史；四是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其它各种制度在整个选官制度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察举制和太学养士制成为两大基本选官制度,而太学养士制和察举制中的明经科都是直接以经学作为选官依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郎吏制度,使察举制和太学养士制这两大基本选官制度有机结合成完备的整体,成为两汉写作.
武帝时的太学还很狭小,仅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宣之时,规模逐渐增加,昭帝时增至百人,宣帝时二百人.元帝时,博士弟子更是激增到千人规模.对于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就授以相应的官职.同时,察举制和征辟制等选官途径也和经学紧密联系起来,征辟和察举的对象多为经学之士.就像当时学者夏侯胜所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倪拾地芥耳”.可见读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人仕的主要途径,通明经学也成为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依据.
第三,官僚队伍的儒生化.汉初,“惩恶亡秦之政”,以黄老道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上自皇帝、公卿,下至曹掾小吏,多修黄老道家之学.除汉高祖外,汉初诸帝均学过黄老之术,这对官吏群体的构成影响极大.同时,汉初也存在着大量出身法家的官僚.由于秦代“焚书坑儒”的打击和汉初诸帝对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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