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华夷一体和元代文学真情俗趣》：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元代文学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摘 要]元王朝由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肇建,文学接受主体出现了新变：在蒙元统治者喜好倡导之下,俗文化、俗文学有了广泛的市场.从文学创作主体看,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文士大量涌现.贯云石、兰楚芳等异族曲家不避俚俗,以真挚的情感描写爱情闺怨,且常常注重对于女性身体的感官描写.少数民族士人操笔之杂剧,以及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杂剧,多婚恋题材.诗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雅文学,民族作家也将崇真贵俗的审美理想融入其中；华夷一体的文化环境影响下,元代香艳题材的诗歌创作繁盛一时.“真情俗趣”或可称之为横摄于诸文体间,元代文学整体的精神样貌.这一现象蕴含元代作家以“民族气质”为*的多元文化交融,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元代文学；四大族群；元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4-0019-05
[收稿日期]2015-05-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元代文化精神与多民族文学整体研究”（10AZW003）、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二期项目“中国语言文学”（PAPD）
谈及元代文化、文学史,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其一,中国文体中诗、文、词、戏曲、小说等五体竞盛的格局在元代定型,各体文学均取得了较高成就；其二,元王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肇建的,蒙古、色目等族群的士子大量登上中国文坛,文学创作群体有华、有夷,文学接受群体也涵盖了元廷族群等级制下的四大族群.
如果将上述两个现象融通起来思考,还会发现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些许遗憾.那就是：论及元代文学,多关注元曲,元曲之中,又多关注的是元杂剧.而不能忽视的一个基本文学史问题就是,传统的诗歌依旧保持着文学正宗的地位,依旧是士人间酬唱交往的必要工具.那么,纵观元代各种文学体裁,曲这种新兴的俗文学与诗这种传统的雅文学之间,有没有共同的审美倾向?对于元代文学进行通观式思考,这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再者,我们的文学史书写,多关注的是汉民族的书面文学,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关注不足；多关注的异族士子汉化的问题,“他者”文化对中国固有文学体裁之影响关注不足.如果我们以“华夷一体”的视域观照元代文学,“真情俗趣”或可说是元代文学的特质之一.所谓“真”,便是不事雕琢,文风朴质畅达；所谓“俗”,一是“曲”这种俗文学有了广阔的市场,二是文学主题、文学内容中对于世俗情感的大胆表现.其实“俗”的本身也就是真性情的流露.
一、蒙元统治者之喜好倡导
在元代,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带来一股清新朴野之气,俗文化、俗文学有了广阔的市场.
《马可波罗行记》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和贵族们举行盛大朝宴的情况时,“宴罢散席后,各种各样人物步入大殿.其中有一队喜剧演员和各种乐器演奏者,还有一般翻跟斗和变戏法的人,在陛下面前殷勤献技,使所有列席旁观的人,皆大欢喜.这些娱乐节目演完之后,大家才分散离开大殿,各自回家”[1]（p.100）.大德五年（1301年）五月,赴上都观礼的道士马臻亦写道：“清晓宣传入殿门,箫韶九奏进金樽.教坊齐扮神仙会,知是天使朝至尊.”[2]（p.45）讲求礼乐文明的中原王朝举行国宴,奏响的恐怕是黄钟大吕,伴以八佾之舞,而不是杂耍百戏,教坊杂剧.究其因,就是这种通俗的文艺形式更符合游牧民族统治者的审美心理,适宜他们的文化层次.不仅戏剧受到欢迎,散曲也得到统治者青睐.据清人《日下旧闻考》所载,元武宗海山尝于中秋夜与嫔妃泛月禁苑太液池中,“帝乃开宴张乐,令*披罗曳毂,前为八展舞,歌《贺新凉》一曲”,并注明了“元掖庭记”[3]（p.473）.《蒙古秘史》《蒙鞑备录》、波斯人拉施特《史集》、法人《鲁不鲁克东游记》、罗马教廷使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所著《蒙古史》等历史文献材料中,均记载过蒙古人歌舞欢宴,甚或观赏百戏杂耍的场景.统治者尚俗的喜好自然也影响着时代的文艺思潮.
论及元代文化、文学的代表性形式,自然要想到元曲.关于词曲之别,任半塘先生在《散曲概论》中有言：“词静而曲动,词敛而曲放,词纵而曲横,词深而曲广,词内旋而曲外旋,词阴柔而曲阳刚.词以婉约为主,别体则为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别体则为婉约.词尚意内而言外,曲竞为言外而意亦外.”[4]（p.1071）为什么以“动”“放”“横”“广”；“外旋”“阳刚”“豪放”而著称的之曲会兴盛于元代呢?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指出：“蒙古人的爱好歌舞和强制推行俗语文,这两件事对于助成杂剧的盛行上,大概具有重大的关系.”[5]（p.7）其实不仅剧曲的兴起与蒙元统治者息息相关,散曲亦然,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这一点.云峰先生专门著有《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散曲研究》,该书中写道：
可以肯定地说,北曲的成熟或者说繁荣兴盛与蒙古族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以及他们的创作是有密切关系的.具体在散曲方面,主要表现为蒙古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之影响,语言文字之影响,较宽松的思想政治等人文环境之影响,蒙古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特质对散曲风格流派之影响,蒙古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叙事诗对散曲创作叙事成分之影响,以及蒙古统治者对说唱文艺的爱好与关注之影响,蒙古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曲创作贡献等方面.[6]（p.69）
曲,这种“惟语取易解,不以鄙俗为嫌”[7]（p.252）的文学样式,本就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其形式与内容都彰显了元代尚俗的文化特质.清人李渔有言：“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8]（p.12）无论是场上演出之剧曲,还是酒席歌筵上的散曲,都务求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语言之明白通俗,是对“曲”这种文体的必然要求,也是蒙元统治者入主中原的时代审美要求.
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色目人对汉语常常是一知半解.贯云石（1286—1324年）,号酸斋,北庭人,即西域畏吾人,元代著名曲家.云石曾作《孝经直解》,处处是“勾当”“呵”“有”“着”等蒙语词汇与句式.就是为了让异族人士读懂汉人经典.贯氏之散曲,也时不时地将本民族的语言融入其中.如[正宫·塞鸿秋]《代人作》：“推道是板障柳青严,统镘姨夫欠,只被俏苏卿抛闪煞穷双渐.”[9]（p.357）“统镘”：意为“万”,是突厥语的音译,贯曲中是军中的万夫长.“欠”是新疆方言,有随便玩弄感情之意.又如[双调·清江引]其五：“软兀剌窄藤床甘菊枕,桃竹簟清凉甚.白石榴花朵新,红海纳枝柯荫,小书窗晚来独自寝.”[10]（p.55）“兀剌”,是指鞋,蒙古语音译；“红海纳”,是指凤仙花,是古维语的音译.这样写来,增添了作品的意趣,也是为了让粗通汉语的蒙古、色目人听得更为明白.不仅贯云石这样的西域曲家如此,汉族曲家之作品也少有“头巾气之学究语”,“时文气之书生语”“学究语”、“书生语”的说法可见于明人王骥德《曲律》之《曲禁》..并大量夹杂着“也么哥”“兀的”“兀剌”“答剌”“米哈”等胡语.比之诗、词,散曲平易、通俗,大量吸收民间语言,“方言常语,沓而成章”[11]（p.255）；“口之欲宣,纵横出入,无知而无不可也”[12]（p.212）.这是学者之共识,无须赘述.
元代文学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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