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九死南荒兹游奇绝》：该文是关于九死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在中国古代才华盖世而命运多舛的文士中,苏轼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百谪九死,一毫不挫”的人格典范.众所周知,生逢战国乱世的屈原,曾怀抱“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的一腔爱国热忱,勉力推行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遭到楚国贵族群小的恶毒攻击和谄毁,多次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和汨罗江一带.大约六十多岁时,终于在极度悲愤和绝望中,赋《哀郢》、《怀沙》而自沉汨罗江,以身殉国,演绎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生命悲剧,“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一千多年后,信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政治理念的苏轼,面对北宋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局面,大声疾呼：“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文！”（《进策》）力主“先裕民而后裕国”的政治革新,与王安石“以君为本”、“理财富国”为中心的变法运动发生激烈冲突,为此不断受到打击和迫害,从朝廷大员一路贬黜到密州、徐州、黄州、惠州等地.也是在六十多岁时,又被残忍地放逐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秀才三首》）的凄凉生活.宋代有不杀才士的祖制,流放海南无疑于赐死,其情之悲,其况之惨,似乎较屈原尤甚！两个相隔千年的杰出人物,在变幻的时局和卑劣的政治相互纠缠下,人生的轨迹竟如此相似,不禁令人扼腕！而引人深思的是,他们的人生结局却大为不同：苏轼没有追随屈原舍弃生命,早早告别人间,而是冷对群小的迫害,直面人生的苦难,在海南岛顽强地、乐观地活了下来,并且活出另一种境界,活出另一番光彩！
说起屈原和苏轼,历史有着颇多巧合之处：早在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二十多岁的苏轼侍父偕弟舟行出蜀,“浮扁舟以适楚兮,过屈原之遗宫”,写下一篇《屈原庙赋》,就人的生死抉择问题,与屈原的千年灵魂,进行了一次气度不凡、胆识超人的对话.苏轼一方面赞扬屈原崇高的爱国气节：“生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另一方面洞察到这样的严峻现实：“自子之逝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显然,一人之死不能改变这种世风败坏、道德沦丧、人品卑污的社会丑恶现象,而需要每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生命,作持久的、耐心的、韧性的抗争.此时,正怀着“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和的青年苏轼,对屈原的自沉行为不大理解或有所惋惜：“嗟子区区,独为其难兮.”对生命的意义和归宿也作出自己独到的思考：“呜呼！君子之道岂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世事变化莫测,而生命如此珍贵,在人生遭遇挫折和劫难之际,能否坚守“君子之道”又不舍弃生命呢?或者说,“死”并非维护道义的唯一选择,“君子之道”能否在生存过程中逐步加以践行和完善呢?苏轼是敬仰屈原的,曾说“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屈原塔》）.而在这里强调尊重生命,不轻言牺牲,固然受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的影响,含有韬光养晦之意；但更是为了探索一条新型的、“全身远害”的人生之路.至于如何“全身”,又怎样“远害”,年少气盛、涉世未深的苏轼,思虑尚不清晰、周全,所以赋的结尾发出一声叹息：“夫我何悲?子（屈原）所安（安息）兮！”又过了四十年,流放海南、饱经忧患的苏轼,对生命的底蕴有了更深切的感悟和理解,当他像屈原一样,实实在在面对生死这个人生两难抉择时,晚年所写的《菜羹赋》,就作了简要、明晰而坚定的回答：“忘口腹之为累,似不杀而成仁.”所谓“口腹之累”就是“物欲之累”——人的功名、利禄、权势、奢华、享乐等等物质的诱惑.晚年的苏轼终于明白：一切“物欲”不过是人生的附加物,过眼烟云,并非生命的本身需要,甚至是生命的负担,如同心灵的尘埃和污垢.漠视它们,淡忘它们,回归生命的单纯,回归人的自由本性,克俭制欲,返璞归真,心灵就轻松自在了,命运就由自己主宰了,行事也无愧于良心和良知了.这样,既能“全身远害”,又能突破儒家“杀身成仁”的局限,实现生命的涅槃,不杀身而为志士仁人.从早年单纯的“全身远害”到晚年追求“不杀而成仁”,这是苏轼生命价值观的重大超越和升华！正是有了这种感悟和心态,当朝廷下达“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的诰命时,年迈的苏轼义无反顾,毅然“寄命一叶万仞中”,渡过汹汹海涛奔赴贬所.伟哉苏轼,他为多灾多难而渴望“成仁”的中国文人,提供又一条克服人生厄运的生命之路.纷繁的人生有着多元选择,可以“杀身成仁”,也可以“不杀而成仁”.由此形成的生命之美也是多元形态的：屈原选择“死”,彰显了一个赤诚生命的执着、无畏、刚烈之美；苏轼选择“生”,昭示了一个睿智生命的从容、洒脱、坚韧之美.屈原之死是一个“典型悲剧时代中的典型悲剧人物”（郭沫若语）的愤怒抗争,意在以死明志,唤醒楚人的奋起,拯救日趋败亡的楚国；苏轼之生何尝不是一种冷静的抗争,一种意志、勇气、毅力的磨炼和洗礼?意在告诫世人：“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危难中不屈服,不绝望,不轻生,迎着风风雨雨探求生命的自由和自在境界.所以,他们的死或生,是以不同的方式捍卫生命的尊严、人格的自由和灵魂的完美,都是一曲与日月争光、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命之歌,也同样带给后人永远的感动和震撼！在中华民族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屈原和苏轼不愧为两种极具启示性的精神象征,两种极富感召力的魅力人格！然而,对于屈原轰轰烈烈的“死”,历代颂扬之声不绝于书；对于苏轼从从容容的“生”,似乎有所忽略,鲜有着墨,值得进一步探讨.其实,对于大多数世人来说,苏轼的一生,尤其是晚年的生命感悟和生存智慧,或许更具有普遍意义,更觉得亲切、理解和启迪,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说：苏轼“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苏东坡传》）.
说到苏轼的晚年,可用“颠沛流离”四字形容.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59岁时,被贬黜岭南惠州；三年后的62岁时,再由惠州放逐到海南岛,开始人生最后的、最为艰难的,也是“不杀而成仁”的三年岁月.当年七月,苏轼与家人痛哭诀别,仅带幼子苏过渡海抵达贬所——位于海岛西北角、瘴疠横行的儋州.初到海南,其困苦荒凉之状出乎想象,苏轼的心情亦如千年前的屈原：“惟夫党人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离骚》）,愤愤不平,悲伤欲绝,他沉痛地说：“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到昌化军谢表》）甚至说：“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与王敏仲十八首》）似乎万念俱灰,萌生一了百了的想法.但苏轼毕竟阅尽沧桑,一时的痛苦、迷惘岂能改变对生命的尊重,对生活的热爱?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与煎熬、思索与调适,他决定好好活下去,践行“全身远害”的人生之路：“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流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与程秀才三首》）远离政治的纷扰、喧嚣,苏轼想通了,悟透了,人生本是与忧患、苦难相伴相生的,无可回避亦无可奈何,与其痛不欲生,不如安之若素,“忘口腹之为累”,挣脱荣辱进退的羁绊,抛却功名利禄的束缚,平心静气,顺应自然,听凭天地造化的安排.这是否意味着苟且偷生、无所作为?非也,因为苏轼没有丧失自我,丧失“君子之道”的信念,如同他在《前赤壁赋》中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参透人生的短暂、渺小、悲哀,也跳出世俗的成败和个人得失的小天地,苏轼得以置身于广阔、永恒的宇宙时空背景,以旷达超越的视野看待人生的起起伏伏,居高临下地傲视一切挫折打击,而内心深处则存留着“遨游”的梦想,期盼在困厄和劫难中平静地追求“不杀而成仁”——生命之坚韧、洒脱、圆融的境界.海南三年,正是苏轼“生事狼狈,劳苦万状”,又是清贫自守、精神超然、生命火花绽放的三年,称得上“夕阳无限,余霞满天”.所以,苏轼晚年一面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紧接着又不无自豪地宣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元符三年（1100）六月,当他终于沉冤昭雪、渡海北归时,虽然疾病缠身,离生命终点不远了（次年七月即病逝于常州）,但面对“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的壮丽海景,一腔豪情和正气凛然而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前人感叹曰：“当此老境,无怨无怒,以为兹游奇绝,真了生死、轻得丧,天人也！”（方回《瀛奎律髓汇评》）“吾不恨”显示苏轼胸襟的博大、宽容、仁爱；而“兹游”——晚年海南的流放生涯,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中,究竟有哪些刻骨铭心的“奇绝”之处?其中又包含多少“了生死,轻得丧”的生存智慧呢?让我们简要梳理如下.
九死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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