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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办公室档案管理处
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5年第4期
在清末民初的政局纷乱中,交通系和交通银行某种程度上互相依存,交通系通过交通银行掌控国家金融命脉,交通银行则依靠交通系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政权更替,交通系匆匆落幕,拉开的是交通银行百年风云的序幕.
交通系是清末民初伴随着铁路、航运、邮政、电报所谓交通四政的发展而崛起的一个派系集团.晚清时期,泱泱中华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整个社会处于激烈的转型期,伴随着皇权的衰落和朝廷的式微,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涌现出形形色色的派系集团,而其中以铁路航运事业起家、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交通系也趁势崛起,它虽然名气远不如直系、皖系、奉系等军阀集团那样响亮,但却同样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尤其在北洋政府时期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交通银行的创立和早期经营也和交通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邮传部奏设交通银行 交通系始登历史舞台
1881年,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通车,标志着中国近代交通事业的起步.此后,不仅铁路,中国的航运、邮政、电报事业也日益蓬勃发展,为了统一管理以上所谓交通四政,清廷于1906年设立了邮传部.邮传部是清末的一个重要部门,是 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其设立也标志着交通系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为了赎回京汉铁路路权和*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等四政的款项收付,1907年11月,邮传部上疏朝廷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并获得批准.1908年3月,交通银行正式开业,资本额为白银500万两,其中官股四成,商股六成,兼有普通商业银行和特许银行的双重身份.根据奏定章程,邮传部对交通银行的行务和人事拥有监督和审核的权力,交通银行的四位最高管理人——总理、协理、帮里、总稽查也由邮传部向朝廷提名任命.
交通银行的首任总理为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楚,但在其任职期间,不仅经营业绩不佳,而且公私不分,他挪用交通银行大笔资金周济他本人的义善源银号.义善源银号最终在“橡皮股票风潮”中因负债1400万两而破产,其中积欠交通银行的款项累计达到了287万余两.期间正逢盛宣怀接任邮传部尚书一职,盛宣怀借机不断向李经楚施加压力,并审查交通银行账务,令李经楚最终被朝廷革职.
旧交通系强势掌控 交通银行成为财政工具
李经楚的革职和盛宣怀对交通银行的控制,使交通银行深受“橡皮股票风潮”危机影响的同时遭遇巨大的高层变故,对交通银行的清理整顿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民国初年,受辛亥革命影响以及义善源破产的牵连,交通银行经营愈加不善,资金枯竭,其日常经营几乎无法维持下去.
1912年,袁世凯任命其亲信、交通系官僚梁士诒为总统府秘书长,稍后又任命梁士诒为财政部次长兼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也算是交通银行的元老和创始人之一.早在1907年,梁士诒即向时任邮传部尚书的陈璧建议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外足以收各国之权利,内足以厚 银行之势”,并在1908年交通银行初创之时出任交通银行帮理.梁士诒兼任交通银行总理期间,千方百计地为交通银行筹措资金,重振业务,甚至不惜动用自己昔日所聚之私财接济交通银行,并使用“缓提官存,新旧账分开”的方法,把辛亥之前的邮传部存款200多万两作为旧账,仿照大清银行（民国后为中国银行）的做法一律缓提.在梁士诒的努力之下,交通银行逐渐缓解了资金紧缺的困难,渡过了鼎革之际的难关.
梁士诒主政交通银行期间,还充分运用其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充”交通银行业务职能,使交通银行获得了发钞权和 国库权,取得了和中国银行同等的国家银行地位,并和中国银行一样充当起北洋政府的财政工具.例如在募集公债方面,交通银行的成绩甚至超过了中国银行,在内国公债局首次募集的2100万元公债中,交通银行的份额占了第一位,达到630万元.而在对政府的垫款方面,截至1916年6月,交通银行对政府的垫借款额达到4600万元,其中财政部垫款占了约一半.
在整个袁世凯执政时期,凡交通部通过交通银行的收入,都被归入“特别会计”项下,成为袁世凯的“内库”,无论是国务总理还是财政部均不得过问,而梁士诒就是掌库人.梁士诒还通过股东联合会呈报交通部,委任交通系叶恭绰为交通银行帮理、任振采为交通银行协理.交通银行的领导权完全落入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官僚手中.交通银行也因为垫款关系,在政治上拥有相当大的势力,财政总长若不是交通系的人,就得看梁士诒的脸色行事.在当时,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掌握了铁路、航运、电讯、邮政等事业的领导权,同时还控制着交通、金城、盐业等大银行以及正丰煤矿、龙烟铁矿等大企业,可谓财源滚滚,在政界和商界显赫一时,梁士诒本人也被称为“五路财神”.
1915年,袁世凯意图称帝,利令智昏的梁士诒伙同袁克定、杨度等人积极地为他组织 活动,为袁世凯鞍前马后,办事格外卖力.他一方面亲自出马,同英法等国公使周旋,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以换取列强对帝制的支持,一方面又操纵交通银行,积极地为帝制筹措资金.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各方的强烈反对,蔡锷等人在云南首举义旗,发动讨袁护国战争,在全国的一片声讨声中,众叛亲离的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一场闹剧最终草草收场.梁士诒也在袁世凯死后被列为帝制祸首而遭到通缉,被迫一度流亡香港.虽然梁士诒在洪宪帝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为当时还处于初创时期的交通银行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使其在中国近代民族金融事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新交通系掌控渐弱 交通银行试图注重工商实业
梁士诒失势之后,旧交通系也随之瓦解,逐渐式微.而曹汝霖则趁势崛起,他于1917年出任交通部总长,同时兼任交通银行总理,逐渐形成了以其为首的,包括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在内的新交通系.如果说梁士诒领导的交通银行曾经依靠政府的权力获得了颇丰的利益,那么,和政府过往甚密也为交通银行的经营埋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曹汝霖任职期间,交通银行由于过去对北洋政府的垫借款过多,引发了两次停兑风潮,元气大伤.加上五四运动之后曹汝霖去职以及后来北洋政局的混乱,使得交通银行的高层组织近乎瘫痪.
交通银行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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