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本文是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摘 要：20世纪20、30年代,在领导广西革命斗争实践中,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框框,成功地发动了百色、龙州起义,创建了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胜利,对我们党找到中国革命新道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运用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成功地解决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民族问题,为中国特色革命民族理论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广西实际结合起来,尊重客观实际开展革命工作,闪耀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
关键词：；百色龙州起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5-0018-07
等中国人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相继发动了闻名全国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广西红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广西工农武装革命割据的新局面.这是等中国人在继承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的一次重要尝试,既为我们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革命政权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又为我们党找到中国特色革命新道路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历史性贡献,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开始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新途径,到1929年底,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平江、黄麻、百色等100多次武装起义.但受“中心城市论”的影响,有不少起义未能成功.所以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胜利,对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所取得第一大理论成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实践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阵地
第一,成功发动闻名全国的百色、龙州起义,实践和印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正确性.1929年9月,主政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军政要员俞作柏、李明瑞不接受的劝告,仓促反蒋（介石）；当时的广西党内对革命发展方向的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其总的指导思想是在城市搞武装起义.为此,经过深入分析后,力排众议,强调指出,在敌人兵力集中的地方闹革命,是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应考虑我们党在左右江山区的群众革命基础优势.10月,俞、李反蒋失败后,果断地摆脱“城市中心论”框框的影响,把广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左右江山区.等把第四、五警备大队和教导等革命力量转移到左右江山区后,坚持把加强党掌握的正规武装改造同左右江工农运动结合起来,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同时,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极大地调动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经过几个月的缜密细致准备工作,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先后举行了闻名全国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广西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局面,与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遥相呼应.把左右江山区作为广西革命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不仅与1927年进军井冈山的伟大创举是同曲之作,而且还体现了和红四军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对领导左右江革命斗争实践的巨大的积极影响.这不但可从1930年1月的肯定评价中得到佐证,“七军是仿朱毛编制,这是对的”[1]197,而且还可从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得到印证.曾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听了陈毅来汇报红四军的工作经验,“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2]87.
第二,创建全国瞩目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践和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朱（德）、毛（）路线才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所以,他把广西红军的发展方向确定为同湘粤边界的朱毛红军相结合,并取得当时的同意.实践“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既体现在革命斗争区域和发展方向上的选择,又表现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各项斗争和建设工作上.如把武装斗争同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民族工作以及土地革命等结合起来,特别是他灵活运用的党建思想,把广西红军建设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新型人民军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极大地调动了根据地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由于把各项斗争和建设都有效地结合起来,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一个拥有20多个县、5万平方公里、150万人口、正规红军近万人的为全国所瞩目的革命根据地,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封建反动统治,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并得到了当时的充分肯定,百色起义“在全国政治上同样具有极伟大的意义”[3].1999年3月,领导人又曾称赞百色起义“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4].由此可说,在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和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实践和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第三,成功领导百色、龙州起义,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1927年9月等领导秋收起义,在“中心城市论”的影响下,起义部队连连受挫.对此,他果断地把起义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在井冈山开辟了我们党和红军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变.由于当时的地位和所处环境的限制,更由于当时我们党内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强大势力,同时还受到共产国际和苏共方面的阻力和干扰,致使他的全新思想未能在当时的党内起决定作用,直到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城市中心论.1929年9月（过去长期以来对此存在多种误说：1929年初、夏、6月、7月、8月6日,笔者近来据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考证应是1929年9月）从到广西领导武装斗争时,和广东省委都指示他和广西党的组织应以“最得力的工作同志”,“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浔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1]69,即向梧州、桂平方向发展.1929年9月广西省第一次党代会也要求：“全省确定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城市为最主要的中心工作”[1]59,甚至批评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思想”.在斗争实践中,不盲从上级指示,而是将党指示同广西革命实际相结合起来,并借鉴的井冈山经验,突破“城市中心论”框框,创造性地将广西革命的主要力量由南宁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我们党有群众基础的左右江山区,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所以,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论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为关于本文可作为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