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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们忏悔》一书由王克明、宋晓明主编,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本书由数十名“”亲历者（个别作者同时也经历了反右,比如赵遐秋）的忏悔回忆录组成,它们既是各有特殊性的个人记忆,又是带有很大共享性的集体记忆.书名“我们忏悔”（而不是“我忏悔”）似乎在着意提示这一点.或者说,这些回忆文字,兼备自传性和为时代作证的见证性.书中大多数作者年龄在60—70岁之间（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期出生的作者最为集中,只有个别出生于30年代,目前已超过70岁,比如赵遐秋出生于1935年,钱理群出生于1939年）,上至1966年的高中三年级学生,下迄1966年的初中一年级学生,俗称“老三届”.
书名“我们忏悔”已经充分表明本书的一大特点,即回忆、反思、忏悔的三位一体,或曰追忆者、思考者、忏悔者三种角色的高度统一和深度扣合（其中陆晓娅的文章是最典型的）.作者在回忆“”往事的同时,随时灵活插入对之的解释、反思和忏悔,使做到事件时间和书写/叙事时间的反复交叉和切换.第一人称“我”既是回忆主体,同时也是反思主体和忏悔主体：今日这个追忆、叙述之“我”反思、忏悔昨日那个行为、言说之“我”.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这里的回忆、忏悔和反思都以自己在“”（少数文章还包括反右）中的过失甚至罪行,因此回忆的对象实际上就是回忆主体（自我回忆）,忏悔的对象就是忏悔的主体（自我忏悔）,反思的对象也就是反思的主体（自我反思）.
这样,本书的“”记忆书写就具有突出的自反性和建构性,有些作者的回忆书写还有明显的想象性和虚构性（以张红兵的《没有地址的信》最为典型,第286—287页,其对母亲的心理描写完全是想象性的）.
由于反思与追忆联袂进行、纠缠难分,由于作者对自己的过去常常做出了鲜明的价值判断和回溯思考,因此这些文章比之纯粹的回忆事实更能体现作者对于过去的思考和反思所达到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深度.指出这点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与一般纯粹个人的忏悔回忆不同,“”亲历者的忏悔回忆必然兼及具有集体性质的社会灾难和集体灾难.虽然红卫兵（本书作者基本上都是）的打砸抢行为是个人实施的,但是与纯粹个人犯错或犯罪不同,它们常常同时是有组织、有“指导思想”的群体行为,有突出的社会性.这反过来使做到作者的回忆与反思、忏悔具有了超出个人道德救赎的公共意义,它联系到民族文化身份的重建.正因为这样,回忆主体的反思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尤其是对自己“”时期个人恶行的社会原因、社会维度能够认识到什么程度,就显做到极为重要.事实上,很多回忆主体对自己过去言行的反思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次,而这又会反过来影响其对回忆内容的选择（只有被回忆者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才可能获得最多的回忆机会）.
二、不能独立思考还是放弃独立思考?
“”时期各种运动的参与者（特别是红卫兵）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盲目跟风,对“上面”（特别是最高领袖）的声音以及主流媒体说的一切,盲目听从和追随.在解释这些现象的时候,多数人,不管是亲历者还是非亲历者,常常归之于一元化意识形态教育（“洗脑”）的结果.也就是说,红卫兵之所以没有独立反思的能力,是因为除了革命文化以外没有别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这种不能独立思考的原因是知识性的缺憾（比如没有接受过西方现代文化的熏陶）,而不是人格的或者道德的缺憾（比如因为利己心、因为恐惧而选择放弃独立思考）.换言之,这种盲从从主观或情感角度看源于真诚的信（虽然这“信”现在看来经不起理性考量）,真诚地相信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在它危及自己的时候）.
但阅读本书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除此之外,实际上还有另一种盲从,这种盲从谈的人相对较少,这就是由于道德或人格缺憾造成的盲从.更准确地说,他们即使具有独立思考、明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但是因为利益考量（从最基本的生物性功力计算,到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其他诱惑）,由于缺乏坚持独立思考、特别缺乏说出真理的胆量和勇气,他们仍然有意识地（理性地）选择了放弃,选择了违心地说话与做事（说谎、跟风、批斗自己知道的好人等）.后一种盲从实际上是犬儒、投机,而不是愚忠、狂热.
即使是在“”时期,也有大量的盲从者是属于后者.他们盲从和跟风的原因不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主要原因是无知,缺乏相应的知识和思想储备,属于不能而非不为）,而是缺乏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他们虽然有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或至少是怀疑的能力,对极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即使不是明察秋毫,至少也是心存疑虑.但是由于恐惧、由于利害做到失的考量,他们不敢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更不敢说出真理.遗憾的是,我们见到的大多数回忆录却很少谈这种利益和畏惧驱动的盲从,好像反右、“”中的盲从者真的都是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似的.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后者的一些例证.
赵遐秋《跟风整人的忏悔》（第41—50页）是书中唯一一篇回忆自己的反右经历而非“”经历的文字.据其记叙,1957年反右期间,北大中文系学生赵遐秋是班里的团支书,正在准备入党.6月9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的第二天,班级党小组开会批判邵家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由赵主持.赵觉做到邵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不管是否过激,动机是好的,因此发言不积极.做总结时也是轻描淡写,并未上纲上线,结果受到党小组长义正词严的“警告”,说她的总结“语气平平”,“没有战斗性”（第43页）.第二天,赵又受到牛某（估计是一个更大的官）更严厉的警告,并把问题提高到“相不相信”“相不相信党”的吓人高度.这给了赵“当头一棒”,使她“后怕了起来”.“从此,我想问题的思想变了”,“我觉做到我的政治立场的确有问题.眼前,关键之关键是我要绝对地相信党相信等晚上,躺在床上,我对自己说了无数遍：‘从今以后,说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决不能三心两意.”（第44页）很明显,赵遐秋与其说是被说服了,不如说是被吓倒了,于是放弃了自己的怀疑和独立思考：“我必须给自己下一个死规矩,对的话,对党组织的意见,绝不问‘为什么’,怎么说就怎么做,绝不含糊.”（第44页）经过这样的思维转换,批判邵家基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上纲上线绝不留情,声色俱厉自不待言.”（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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