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编辑眼中的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本论文为您写侯宝林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我是个一线曲艺编辑,在我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既见证过相声艺术的辉煌,也目睹过它的风风雨雨.如今我已退休离岗,但仍关心着相声艺术的现在和未来,因为我同它结下的是扯不断的情缘.
记做到我刚到台曲艺组的第一天,老组长王决交给我两份目录,一份是要熟悉的各曲种节目,一份是专家们的艺术讲座.相声当中有不少侯宝林先生的段子,艺术讲座中有不少是侯先生介绍相声方面的知识,包括他创作、改编、整理、表演相声的体会,我对侯先生的认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之后,由于工作关系,我不断地采访侯先生,聆听他的真知灼见和教诲.我把见解独到、知识渊博的侯先生看成是良师益友.
在我的印象中,侯先生是最重视相声的艺术质量的.我们台共录制了他的70余段相声,这当中42段是传统相声,25段学唱戏曲,施展相声的“柳活”.这些段子无一不是经过他认真修改,整理加工后才定稿录音的.拿传统相声《改行》来说,最初叫《八大改行》,有8個片段,后来发展到14个片段.侯先生认为这么多片段演出时间太长,不仅艺术构思雷同,表现手法雷同,语言也啰嗦拖沓.实况录音时,他只选了3个片段—— 唱刘派京韵大鼓的,唱京剧老旦的,唱京剧花脸的.再举个现代相声的例子,《离婚前奏曲》是20世纪50年代侯先生的代表作.原作者是剧作家王命夫,由曲艺家冯不异改写成相声,原稿是两万字,冯先生压缩为一万字交给侯先生看.侯先生看完之后说：“干吗写离婚的全过程,掐到打算离婚这里就行了.”一下子压缩掉7000字.精简至3000字后经过侯先生二度加工,加上精彩的演绎这段相声成了侯先生经常演出的节目,也成了电台听众经常点播的节目.侯先生的《三棒鼓》听众百听不厌,其实是由《学评戏》改编而成的.我的恩师王决觉做到由侯先生借鉴整理的《学评戏》从垫话到学唱的内容跟别人的有所区别,相声中所提到的许多艺人的情况是侯先生青少年时代耳闻目睹的.在表演时侯先生边说、边学、边唱、边评论,别具一格.为了和别人表演的《学评戏》段子区别,王决和侯先生经过研究更名为《三棒鼓》.这个名字是从湖北的一个曲种的名字移植而来.这段相声的后半段主要叙述旧社会小评戏班子露天演出的情景：班主总想赚钱,不顾演出的质量,演出过程中经常敲三下鼓便停下来向观众敛钱,有时达到勒索的程度.将这段相声名改为《三棒鼓》,意在讽刺这种耍花样坑人的行为.段子的思想性加强了.这段相声的“底”也很有意思：老太太看戏屡被敲鼓索钱,回家路上碰上个卖炭的敲鼓吆喝,和戏园子要钱的声响相似,老太太误以为戏园子追到家里要钱来了,吓做到不轻.整个段子构思巧妙,荒诞而又真实,把戏园子骗人的伎俩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大背景联系起来,实际是一幅旧社会的世俗图.通过这三个例子,侯先生对待相声精益求精可见一斑.
印象之二是侯先生非常注重相声艺术的格调.在他眼里“包袱”需要寓庄于谐,俗不伤雅,既令人笑做到酣畅,也要趣味隽永,耐人寻味.最好的包袱应该是有一定思想性,艺术语言与内容紧密结合的；它是从生活中经过提炼、丰富、夸张而组成的,使人发笑之后还能有所思有所悟.拿《改行》这段传统相声为例,他为了说明清末艺人们不得不改行的社会原因,在前半部分一连串使用了几个包袱,第一个包袱是国民政府时期的：“老子抗战八年,在哪里也不花钱的—— 在炕上站了八年.”；第二个包袱是军阀统治时期的：“谁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老爷生气啦！—— 他小名叫狗子.”；以及光绪三十四年（1908）,“皇上死了,天下不准见红的,卖胡萝卜做到套上蓝套.”“红鼻子的不敢出门”等等,这些包袱都在揭露统治阶层压榨老百姓这一主题上贯穿起来.使人笑过之后,也感受到旧社会的黑暗.另外,侯先生几近严苛地强调相声的格调.他一旦发现段子中的包袱与生活距离较远不易被听众接受,或存在庸俗低级趣味易产生负作用,就会毫不吝惜地予以改正.拿《婚姻与迷信》来说,从试演到定稿有两处主要的修改,都是为了提高包袱的格调.一处是：“新郎礼服礼帽猛一瞧跟黑人牙膏似的”改成了“猛一瞧跟卓别林似的”.因为前边的提法有思想的嫌疑,所以被改掉了.另一处是：“旧式婚姻新娘一下轿,新郎先给来个镇物,嘭嘭嘭射她三箭,这要射到眼睛上,非瞎了不可.走在街上你瞧有一只眼的老太太那都是下轿时射的.”这是对生理缺陷的嘲讽,格调不高.后来侯先生定稿时改为“这一箭要射到眼睛上那就瞎了.要不怎么后来人都戴眼镜呢.”侯宝林一向提倡健康的笑,高尚的笑,引人深思使人振奋的笑,《婚姻与迷信》里的两处改动就是具体的实例.从上边两个例子足可说明侯先生对待相声的格调是何等重视.
侯先生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为了相声能够登上大雅之堂,他付出了一生的努力,始终站在脱俗创新的最前列.举例说,解放前很多相声演员没有社会地位,为了养家糊口,往往不得已说一些脏活臭活.有的还自轻自贱,贬低自己以取悦某些观众.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侯先生对此不屑一顾.他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一是骂人的“荤口”不说,二是摇尾乞怜的贱活不说,这在当时是极难能可贵的.侯先生主张把相声当成艺术,相声艺人要自尊自爱.精进艺术、注重人格是侯先生始终的追求.诚然,过去也有张寿臣等相声前辈推崇文明相声,说文哏段子,文辞考究,而侯宝林是把纯洁相声语言,提高相声趣味和格调当成一项使命来完成,这一方面他是功不可没的.
侯先生是擅长“柳活”的,在他之前相声演员表演的“柳活”差不多都是像不像三分样,“歪唱”随处可见,侯宝林颠覆了这种观念.他认为,相声既然是艺术就应该学做到像,更应该学做到美.他紧紧抓住模仿对象的声音造型特征,把握曲调韵味,尽量学做到形神兼备.他敢在马连良面前学“马派”,在周信芳面前学“麒派”.马三立讲过：“他学嘛像嘛,每唱一番都有满堂好,这是人才.”
侯宝林早在解放以前就有提升相声艺术、提升相声艺人地位的强烈渴望.他对捧逗之间相互贬损以此作为博取廉价笑声的手段极为反感.舞台上的他,清新、典雅、注重时尚,舞台下的他,注重仪表,注重言谈举止,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让环境摆布自己,自己要支配环境.”
解放以后,侯宝林积极参加相声改进小组,净化相声语言,铲除“荤口”以及一些不健康的逗笑手法.他提倡含蓄幽默、谐而不俗的相声,并整理和改编传统相声作品.简而言之,在他漫长的60年艺术生涯中,他潜心研究并发展相声艺术,始终坚持把高品质的欢乐带给观众.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相声艺术家使相声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达到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峰.
纪念侯宝林先生,我们除了缅怀和赞美他以外,更要学习他视相声艺术为生命,勇于进取,勤于思索,勇于实践,忠于事业的高尚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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