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清朝监狱改良的第一步》：这是一篇与监狱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摘 要】 文章概述了清朝年间第一位出使欧洲的使臣郭嵩焘的洋务观.郭嵩焘“先政教,后船坚炮利”的洋务观,监狱作为国家权力机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郭嵩焘所关注的对象.阐述了他在日记中对监狱制度的记录以及正确的评价；比较了西人监狱与中国当时“地狱般”监狱之间的巨大反差；认为郭嵩焘是促成清政府参加“国际监狱会议”的重要人物,促进了清廷监狱的改良.作为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他的技术和作为,是清朝监狱改良的第一步.
【关键词】 郭嵩焘；监狱；改良
一、郭嵩焘的洋务观
郭嵩焘于1818年生于湖南,1847年被选入翰林院.1877年,清政府为处理马嘉理一案,将郭嵩焘派往英国致歉,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位出使欧洲的使臣.郭嵩焘曾协助曾国藩创办湘军,筹办洋务,接触西方,拥有自己的洋务观点.郭嵩焘在出使英法期间,在日记里将途中参观的东、西监狱见闻一一记录,他参观监狱六处,载记监狱制度九则.与前人的记录相比,他的记录最为详尽,着墨亦是最多,多达万字.他对域外监狱的诸多关注的首先是因为郭嵩焘“先政教,后船坚炮利”的洋务观.
1875年,他曾写成《条议海防事宜》上奏,陈述了自身关于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当时,“洋务派”将“船坚炮利”看成西洋强盛的主要因素,以为只要筹得款项,购得坚船利炮,便可巩固海防,使国家强盛.然而郭嵩焘却又不同的观点,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中便驳斥了“船坚炮利”制胜的主张,他认为：“诚使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亦可惮而不为之?而等果足恃乎?此所不敢知也.”[1]他认为兴办洋务,首先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中写道“窃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等”[2]郭嵩焘批评当时的“洋务派”犯了本末倒置的毛病,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中多次强调洋务的根本在于学习西方政教,而非简单地练兵、制器和造船等.“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3]由此可见,郭嵩焘认为清朝兴办洋务的关键在于对西方政教的学习.
他在出使期间,不仅记录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重要思想,更关注了英法政治制度和大学教育等,以对比中西政治哲学,窥得西方两千年之文化为我所借鉴学习.监狱作为国家政教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就被郭嵩焘理所当然地纳入其视野之中.
二、郭嵩焘对东、西监狱的记录
郭嵩焘出使沿途参观了多处监狱,包括香港监牢,蓱敦威拉监牢、纽该脱监牢、何罗威监牢、科尔登山监牢和新加坡监牢院.在参观纽该脱监牢之后,郭嵩焘应邀为该监狱题词：“此系囚处等创造已三百余年,规制严谨,系囚无多.观其用心曲折,一主于劝戒,而若有甚不忍者,使人油然生其仁爱之心,亦足以见留贻之远且厚矣”.在参观了多处监狱之后,郭嵩焘对西人监狱的劝善制度甚为肯定,在这一点上,他和王韬、李圭的观点是一致的.
郭嵩焘详尽地描述了西人监狱中合理的课工制度,并表达了他对此制度的肯定.他在参观了何罗威监牢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此监牢大致与各监牢同,而尤以课工为事等狱中所需用,皆课工为之等每岁所货,除资本外,得赢馀四千三百馀磅,而棕毯率千馀磅,约居三之一等威得洛儿云：狱中所需,无一取于外；而凡物事琐碎零散,皆使适用,无弃物也.）”
另外,他还记录了西人监狱中,犯人的饮食起居,在参观何罗威监牢后写道：“囚日三食,皆面具,惟午时有肉,有汤,有番薯等每日五点钟起,六点钟早饭,上礼拜堂,九点钟工作,十二点钟午饭,二点钟工作,六点钟晚饭,七点钟在房课晚工,晚上九点钟看书,十点种睡.”基于以上的描述,这更像是工厂工作人员每天生活的日程表,只是这些犯人被限制了自由.郭嵩焘对此监牢中犯人的饮食起居和课工制度描写得极其详尽,言辞之间难掩称许,这些记载也对后期清政府进行监狱改良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例如清末新式监狱中习艺所的建立便是一例.
另外,他促成了清政府于1890年出席俄国圣彼得堡举行的“万国监牢会议”,这是更清政府在监狱体系的建设上与国际接轨的开端.
三、郭嵩焘之前国人对西人监狱的记载
在郭嵩焘之前,已经有中国人对西人监狱进行书写的有志刚、张德彝、王韬和李圭.志刚是清朝派遣的第一个访问西方外交使团的团长,他在其《初使泰西记》中记录了1868年8月5日参观美国奥本（Aubuen）州立现代监狱的情况,但只是略微提及.张德彝是作为使团的随行译员,也参观了奥本州立现代监狱,他在其日记《欧美环游记》中对这所监狱的中囚犯的饮食和做工情形做了简单地描述,信息量不多.王韬于1870年伦敦参观了壁福（Bedford）的新建监狱,王韬的记录极其简洁,只是寥寥数语.他记述了狱中牧师在礼拜日进行“宣讲”,以“悉心化导之”的情形.看到其“屋舍既洁净,食物亦精美”,竟发出“狱囚获住此中,真福地哉”的慨叹,[4]不过美国汉学家柯文（Paul A. Cohen, 1934- ）对此曾指出：“在19世纪的欧洲,是否有那么多的监狱符合王韬理想化的标准,是大可怀疑的.”[5]由此可见,王韬对西人监狱的评价过高了,但不难看出王韬对壁福监狱卫生和饮食等方面的称羡.对西人监狱称赞有加的不止是王韬,还有1876年赴美国费城参加国际博览会的李圭,他不仅对费城监狱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还列举了中美监狱的异同：“第一务取洁净；第二饮食调匀；第三作息有节；第四可习技艺；第五则其总管、司事,一切体贴人情,处若父兄之于子弟.故凡浏览其中者,非特不觉其为监狱,即犯人日久,亦忘其身在监狱也.”[6]他极度赞赏费城监狱中仁慈的监狱管理者引导犯人悔过自新的制度,正像荷兰汉学家冯客所说：“他（李圭）不仅表达了在监狱中,用如家道德规范的父子关系来描述管理者和犯人之间的关系,而且用自我完善此类人们熟知的语言来表达使犯人回国自信的目标......李圭用孔子的警句‘悔罪迁善’来解释现代监狱的文明使命.”
监狱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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