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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有洁癖者,往往把正常卫生范围内的事物也认为是不洁的,一天洗几十次手都不觉得干净,地板拖得能照见人影还嫌脏,不到万不得已不在外边吃饭,轻易不和人握手.而一些文人则多有对文字的“洁癖”,他们不能容忍文字的错误,文史资料的偏差,一旦发现问题,就要想方设法纠正,不管你是今人古人,常人名人,不论你是朋友、同事,还是师长、上峰.
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是鲁迅的顶头上司,可他有了文字错谬,鲁迅照样不放过.章士钊反对白话文,在报上撰文说,文言文“二桃杀三士”何其简洁,若换成白话文就啰嗦了,要写成“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鲁迅发现其谬误后,先是引经据典,说“三士”是三个武士,而不是读书人;继而讽刺说“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令章士钊大窘,不过他也因此受益,会永远记住“三士”的身份.
钟叔河和季羡林同为著名学者,又系多年好友,但发现对方有文字毛病,也毫不客气.季老曾在《新民晚报》著文《漫谈皇帝》曰：“生于高墙宫院之内,对外边的社会和老百姓的情况知之甚少,因此才能产生陈叔宝‘何不食肉糜’的笑话.”随后钟叔河在同一栏目纠错说,此乃司马衷而非陈叔宝.看到钟文后,季老诚恳地对记者表示：“我弄错了,应该是晋惠帝（司马衷）.”钟叔河的眼里不揉沙子,季羡林的从善如流,皆为大家风范,堪称楷模.
是一代伟人,酷爱读书,博闻强记,尤其对“四大名著”烂熟于心,其中典故信手拈来.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时也未免有记忆失准之处.钱钟书在翻译“毛选”时,发现他把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误记成钻进牛魔王肚子里了,要说这也无碍大局,不影响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可钱钟书却认真了,他先找来《西游记》原著对照,又找来多个版本来参考,确定无疑后,把情况汇报到负责人胡乔木那里,最终在英译本里改正过来.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汪洋恣肆,文采斐然,但也存在个别文史资料欠准确的问题.有个擅长“咬文嚼字”的金文明先生,就不辞辛苦,把余秋雨的几百万字细细梳理了一遍,一下子挑了一百二十六处文史差错,如他把“致仕”误当成做官之意,把道士吕洞宾当成道家始祖,把“抗粮哭庙”而死的金圣叹当成殉明而死等这或许一时让余秋雨先生的脸上挂不住,但从长远来看还是大有裨益的,至少他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文史错误了.
学无止境,天外有天.做学问固不容易,传播学问更要谨慎.即便你有真才实学,满腹经纶,若需撰文、演讲时,也应做足准备,不能想当然,对自己的记性太自信.弄不懂的词,查查《辞海》,念不准的字,翻翻《字典》,把握不好的典故,问问高人,翻翻常识书,免得张冠李戴,忙中出错,被人指谬.明人张岱在《夜航船》里讲了一个故事：昔有一僧人,和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蜷足而寝.后来,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问：“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问：“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等小僧伸伸脚.”
学无止境,天外有天.因而,勤于攻读,精益求精,专心著述,一丝不苟,方可文无瑕疵,经得起挑剔,论无错谬,不怕人“伸脚”.世间文化人当谨记、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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