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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9—24日,备受关注的亚非会议（因此次会议在印尼西爪哇省首府万隆市举行,故又称万隆会议）6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和万隆举行.根据主办国印尼政府公布的日程,此次纪念活动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在雅加达举行的亚非高官会议、部长级会议和亚非领导人会议以及亚非商务峰会和亚非嘉年华会等,而庆典活动的高峰则是4月24日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领导人漫步重温1955年亚非会议足迹”的“历史漫步”.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让我们铭记了“万隆精神”,那么,60年之后,“万隆精神”还在吗?新时代的亚非合作和以往又有何不同?
60年前：“万隆会议”
宣告了亚非国家的独立和团结
一、催生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
1955年4月18—24日,由亚洲和非洲29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己召开的、没有西方殖 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此次会议是在二战结束不久而美苏对峙的冷战序幕又即将拉开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召开的,刚刚获得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的亚非国家不仅面临西方老殖民国家对亚非新生国家的打压、干预和破坏,而且在美苏争霸和争夺全球势力范围的冷战中也受到来自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两个阵营的拉拢利诱和夹击.亚非国家向何处去?如何保卫和巩固来之不易的主权和独立?这些已经成为摆在亚非国家面前、关系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要抵制美苏两霸对广大中间地带的争夺,要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许多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均认为,巩固独立和谋求安全的最佳政策选择应该是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坚持执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拒绝参加侵略性军事集团,反对在自己国家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毫无疑问,亚非国家这样的主张和诉求是很不合西方老殖民国家和美苏两霸的心意的,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和想方设法要加以阻止的.
但是,让西方国家万万想不到的是,亚非会议不仅冲破西方的重重阻挠和破坏得以顺利成功召开,并藉此向世界宣告亚非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重要新生力量已经登上国际舞台（印尼总理苏加诺在亚非会议开幕式上所致的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中就自豪地称“亚非会议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是世界历史的新的起点”[1]）,而且还实现了亚非国家的团结并提出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而且,这“十项原则”（包括承认一切种族和大小国家的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预和干涉他国内政、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和此前由中国、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道,共同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稳定和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笔者曾于2009年4月应邀参加过在印尼举行的纪念亚非会议召开54年国际研讨会,在参观万隆会议召开地的纪念馆时,亲眼看到展厅中悬挂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玻璃匾,29块匾额以和会的29国的文字分别刻写而成,足见亚非国家对此次会议的成果及“万隆精神”的推崇和尊重.
万隆会议还是不结盟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和会的29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向世界表明自己不愿意卷入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和其主导的两大阵营,而将反对殖 义、争取民族独立自主、消除贫穷和经济发展、加强亚非团结作为自己的目标.1956年7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南斯拉夫举行会议,三国领袖共同宣言反对把“世界分成强有力的国家集团”,提出了不结盟的主张.1961年9月,首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2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时至今日,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把发展中国家凝聚在一起进行团结合作的机制已成为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力量.
二、中国倡导的“求同存异”精神被广泛接受,中非关系得以不断加强
万隆会议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代表出席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国际会议.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政府代表还鲜有机会到国际会议的多边舞台亮相,并借助这些舞台宣讲中国政府的和平理念以及澄清一些外界及西方媒体对新中国的误解和歪曲报道.
在会议上,针对一些和会国因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看法不同而掀起的争论风波,周恩来总理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认为亚非国家如果“从解除殖 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2]对事物存在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但也“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3]正是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会议最后发表了著名的《亚非会议联合公报》,提出了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以及反帝、反殖、促进亚非团结、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呼声.
这次会议还实现了中非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会晤,促进了中非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出席亚非会议的非洲国家有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等六国,以及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的突尼斯、摩洛哥、南非、喀麦隆等正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在亚非会议召开前,中非关系主要表现为人民之间、政党之间在反帝、反殖斗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和友好往来,政府间的来往还属空白（二战前,非洲也仅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相互间了解也很不够,少数已独立的非洲国家甚至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还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可以说,是亚非会议为中非双方间的沟通、了解提供了机会和舞台,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真诚和富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则使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非关系的发展.
会议期间,周总理宴请并会见了和会非洲六国的代表,并同埃及总理纳赛尔进行了多次会谈,建立了超凡的个人友谊.亚非会议后的第二年,埃及就毅然断绝了同台湾国民党的外交关系,和中国建交,成为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影响深远.此后,苏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几内亚、马里、索马里等国纷纷和中国建交,使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数目在短短五年内从亚非会议前的零一跃为1960年的八个（1965年底又增至19个）.1960年9月,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进行了中非关系史上第一位非洲国家元首对中国的友好访问.次年8月,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也来华访问.中非关系因此从民间外交、政党外交步入了以政府间交往为中心的国家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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