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民族整合和文化认同努尔哈赤汉人恩养政策》：本论文为您写文化认同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摘 要：努尔哈赤在起兵统一东北地区的过程中,对汉人实行“拒敌者杀之,不和敌者勿妄杀”的政策：即对据城不降的汉人实行野蛮、残忍的屠杀政策；对归降的汉人实行“恩养”政策,并以严法打击女真人侵犯汉人生命、财物和妇女贞洁等事件.在“恩养”的同时,汉人也被吸纳到后金的政权建设之中,承担起地方治理、教习“军令法纪”和传播中原文化的责任,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原文化中“孝悌”之道、为政以德和惩恶扬善对努尔哈赤等女真人的影响.而随着女真人对中原文化认同的加深,民族之间的整合也在曲折中前进.
关键词：努尔哈赤 女真人 汉人 “恩养”政策 民族整合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K2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2-38-44
努尔哈赤是清帝业近三百年的开创者,他凭借父、祖十三副遗甲含恨起兵,开始了在东北地区的秩序重建过程.天命三年（1618）,又以“七大恨”起兵反明,至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和明朝之间进行了长达九年的战争.在清朝帝业初创的东北地区,尤其在辽东地区生活着大量汉人.随着努尔哈赤征战的逐步深入,使得女真人和这一地区汉人的接触也逐渐频繁起来.如何妥善处理好女真人和汉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努尔哈赤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处理也关系着努尔哈赤帝业的创建能否成功.但是努尔哈赤在统一东北地区征战的过程中,实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政策,对于据城不降和反抗的汉人实行“屠杀”政策,致使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努尔哈赤对汉人“屠杀”和怀疑上,从而掩盖了努尔哈赤对于汉人“顺者以德服”的一面,否定他对女真人和汉人关系整合所付出的努力.故笔者试从努尔哈赤对汉人“恩养”的角度,探析女真人和汉人之间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以及文化认同趋势,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洪武二十年（1387）春正月癸丑,朱元璋任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副之,率师征纳哈出”,至六月丁未“纳哈出降”,随着元将纳哈出的投降,东北地区纳入到了明朝的统治秩序当中,如何统治这个拥有女真、蒙古等众多民族的地区,成为明朝统治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针对东北地区的特点,明朝采取了“尽力维持各部落的均势,防止其中某个部落成为独霸东北的势力”的策略,以达到相互牵制、分而治之的目的,不过“国家本藉女真制北虏,而今已和北虏交通,本设海西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自十六世纪中叶以后的东北地区,女真已是“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重暴寡”.原有的统治秩序已经遭到破坏,明朝“力图保持女真各部‘自相所属’的分散、平衡状态,以便‘分而治之’”的政策宣告瓦解.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前,建州女真李满住、董山、王杲、王兀堂,叶赫速长加及其子祝孔革,哈达速黑忒、王忠、王台等皆称雄一时.不过,他们并没有重新建立起东北地区的新秩序.最终东北地区秩序的重建,落到了努尔哈赤的身上.
一、“恩养”归降汉人
努尔哈赤崛起之时,站在努尔哈赤的角度来看,东北地区主要存在着四种关系需要调整：女真人、汉人、蒙古人和朝鲜人.如何调整这四种关系成为努尔哈赤重构东北秩序的主要内容,而统观努尔哈赤戎马一生,其主要的活动也正基于此.在四种关系的调整中,女真人和汉人的关系最为复杂、也最为特殊,即努尔哈赤强调对女真人和归降汉人进行民族间的整合.但是女真人从明朝的“民”到东北地区的“主”的角色转变,使女真人和汉人之间形成地位落差,造成了民族关系的波动.加之汉人和女真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其中汉人的“华夷”观念,成为民族关系整合的主要障碍,因此平衡女真人和汉人之间的地位落差和突破“华夷”观念,成为女真人和汉人整合的关键所在,而这也正是努尔哈赤兵锋南下一统中原的必要过程.
努尔哈赤在起兵征明之时,制定了“拒敌者杀之,不和敌者勿妄杀”的政策.其中“拒敌者杀之”,使后金对汉人进行了一系列残忍、野蛮的屠戮.在招降松山屯城时,“其周围四城因招之不降,乃攻而尽戮之.”在攻打清河城时,“城内一守城游击率兵五千及地方兵五千固守”,“满洲兵拆城竖梯攻之,不避锋刃跃入,四面兵皆溃,其城遂拔.邹储贤及兵众俱杀之”.在攻打开原时,“马总兵官、副将及其小官等据城抗御”,后金兵“逾城入,明兵悉溃,尽歼之”,并“毁屡世居住之开原城”,开原的失陷也动摇了明军的军心,“自开原既克,我兵胆落”.而在攻打铁岭时,“城中众兵,连放枪炮,射箭投石,坚守不出”,遂“树云梯拆城垛,登城突入,攻下其城”,“尽歼其众”.这些都是努尔哈赤在征战过程中极其残忍和落后的一面.但是对于能够归降的汉人,努尔哈赤也多能妥善“恩养”.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告天出征抚顺,十五日到达抚顺城,并派人持书,劝李永芳投降,并许诺“果举城纳降,父母妻子亲族俱不使离散”,“城主游击李永芳得书,身着袍服立于城南门上,声言投顺,然又令兵士备兵器以战”.于是努尔哈赤令“竖云梯攻之.不移时即登其城,游击李永芳始着袍服,乘马出城来降”.努尔哈赤“传谕曰：‘城中之人,攻城时,战死者,任其死,克城后,勿杀.’”“编降民千户”,归降后的抚顺汉人“父子兄弟夫妇俱无离散,至于六亲失散者,查给伊亲,奴仆失散者查归本主.又和房田牛马衣食牲畜器皿等物”.努尔哈赤也“以汗子阿巴泰之长女妻抚顺游击”,使李永芳成为“抚顺额驸”,同时也成为努尔哈赤政权建设的积极支持者.天命四年（1619）六月,努尔哈赤攻陷开原,“七月,克开原城后妻子被俘之四名千总衔官王一屏、戴集宾、金玉和、白奇策等及守堡戴一位,携二十余人逃来.佟家之两族有二十余人逃来.继之又有七八族由明逃来.汗曰：‘明国人从无逃往他国之事.彼等顺应上天祐我之势,又闻我豢养国民、故来投也！凡有来者,皆善加豢养之’”,并“厚加赏赉”.这是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以来,明人第一次主动“由明逃来”.
对于东北地区徘徊不知所措的汉人,努尔哈赤对其进行利害分析.对于仍留山海关外至广宁一带的汉人,努尔哈赤明示到“尔皇帝昏庸,受天谴责,尔等若入山海关内定不供尔等衣食、田舍”.但是继续留在山海关外至广宁一带,“必为蒙古所略也！蒙古人有何衣食?必将死于虱子咬！若往河东辽东地方,英明汗将为尔等备办衣食,田舍也”！努尔哈赤给山海关外至广宁一带的汉人列举了三条出路：逃回山海关,明朝不能给予衣食、田舍；留居此地又必受蒙古侵扰；结果是只有归降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这一分析抓住了明清易代之际,在社会大动乱背景下,人心思定之所在,而“一旦人们认识到和平共处的好处,从心理上,区分‘我们’和‘他们’的界限就不断地被缩小”.因此,德格类阿哥、斋桑古阿哥在安抚新附汉民“入城时,恐军士扰害城内汉人,预传禁令,俱登城而宿,勿入民宅,诸贝勒率护卫之人宿城内官署”,要求“军事不许扰害居民,劫夺财物”,对于劫掠汉人财物者“悉行擒拿,贯其耳鼻.随往军士,或有粮尽者,忍饥而行”.以此来争取汉人之心、整合民族关系.不仅如此,努尔哈赤还从多方面落实对汉人的“恩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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