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陈翰笙对故友杨杏佛的情谊》：本文关于杨杏佛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近年来,笔者有幸参与了《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一书的翻译出版工作,在为杨杏佛哲嗣杨小佛撰写口述历史时接触到大量宋庆龄、陈翰笙致杨小佛的亲笔书信.从《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内容看,的确就像陈翰笙本人说的“什么都谈”[1],从对当时政治人物的评价到对时事政治的讨论,从对孙中山的回忆到对其他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追述,从工作到生活等更多的是关于宋庆龄个人病痛和身边人员琐事等等.与同时期宋庆龄致其他人的书信相比,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是最为坦率的,她对老朋友毫不避讳地直抒胸臆,以至于个别涉及她所评价的当事人隐私的内容我们在出版时不得不删除.但是,很明显,更为敏感的话题他们并不在书信中交流,而是当面沟通.而且,她会挑“那些好管闲事的人不在”的时候,请陈翰笙去她的寓所“畅所欲言”. [2]
遍寻《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杨杏佛关系密切的人物,如蔡元培、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但是就是没有杨杏佛.在回忆萧伯纳访华的内容时,宋庆龄提到所有在场的人,但是唯独没有提全程陪同她迎送萧伯纳的杨杏佛.对照同时期宋庆龄致杨小佛函和陈翰笙致杨小佛函,我们就可以明白,宋庆龄和陈翰笙并不是遗忘了他们的已故战友,而是他们不方便在书信中讨论战友的家事,他们用了当面沟通的方式去讨论如何帮助已故战友杨杏佛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孩子杨小佛.
一、与杨杏佛的知交
陈翰笙与杨杏佛的友谊开始于1929年陈翰笙在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那时,陈翰笙的公开政治身份是国民党员,但实际上他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而杨杏佛则是蔡元培的重要助手,研究院总干事.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由蔡元培院长兼任,但是所内具体工作全部由陈翰笙主持,为支持陈翰笙的工作,杨杏佛帮了他不少忙,拨了很多资金给研究所,让他们开展社会调查.陈翰笙遭到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排挤时,得到了蔡元培和杨杏佛的力挺,使陈翰笙非常感激.
陈翰笙与杨杏佛一度是前后门邻居.他们的深厚友谊并非仅源于杨杏佛大力支持陈翰笙的研究所工作,还因他们同在进行秘密工作.1931年春,杨杏佛与夫人赵志道离婚,时人均道是因为赵志道太凶悍,不给丈夫面子所致.而陈翰笙却给出了另一个答案：“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住在霞飞路,我的房后门对着杨宅前门,两人经常见面,谈话机会多.我对他比较了解.他与夫人最后闹到离婚,就是因他从事秘密革命工作引起.他夫人赵志道喜欢讲话,喜欢呱呱议论,他怕夫人不能保密,后来不但不将自己的行踪告诉她,而且不许自己朋友与她接触,也不许她与外人多来往.夫人为了丈夫安全,也常阻止丈夫外出.但杨杏佛为了革命工作需要,不但经常外出,而且广交国内外的朋友,有时活动方式不得不有些诡秘,这就不能不引起赵志道的疑虑.从此,他的家庭无法安宁,因此杨杏佛不得已,只得主动提出离婚.”[3]
其时,杨杏佛和陈翰笙正在进行一项共同的工作,即营救共产国际在华情报人员牛兰夫妇,不过杨杏佛是以公开身份协助宋庆龄公开营救对外声称是泛太平洋工会秘书的牛兰及其夫人,这项工作对杨杏佛而言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倒是陈翰笙在这项营救工作中有一个重要的秘密身份——左尔格小组的2号人物.
陈翰笙说的杨杏佛的秘密工作另有他指.陈翰笙曾说杨杏佛因为与邓演达关系接近,1927年北伐军攻克上海后,亲信陈立夫和陈果夫不让杨杏佛担任上海市市长.[4] 杨杏佛当时的确与邓演达有秘密往来.1930年,邓演达乘中原大战之乱回国,在上海积极行动,于8月9日借用音乐家黎锦晖的住宅秘密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杨杏佛当时写信告诉了宋庆龄此事.[5]从陈翰笙的口气来判断,杨杏佛应该是参与了第三党的建立,而杨杏佛独自搬到研究院居住与赵志道分居恰在第三党成立之后的秋天.1931年春,杨赵正式离婚,杨杏佛继续进行他的秘密工作.
1931年6月,杨杏佛随前往江西,实地考察苏区红军现状.回到南京后,杨杏佛写成《赤祸与中国之存亡》一文,并译成英文,题为“The Communist Situation in China”（《中国现状》）.中文本于7月17日至21日在《民國日报》上连载；英文本发表在7月19日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文章比较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成长和战斗的历史,要求以民族存亡为重,“避免内战,以促成全国之团结,共赴国难”.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美国记者斯诺正是看到这篇报告,才激发了亲自去苏区采访的强烈愿望.而当局的反应则是极为震怒,刚刚印好的中文合订本尚未全部分发就被收缴销毁.
赴江西前,杨杏佛曾与邓演达和蔡元培商定拟借赴赣的机会,策应十九路军共同建立对应于宁粤双方的第三势力.据时任国民党“剿赤”右翼集团司令的陈铭枢日后回忆,8月份,杨杏佛代表蔡元培再到江西,赴吉安与陈铭枢密商.他们希望借助蔡元培的政治威望、邓演达的群众基础和陈铭枢的军事力量,三方合作建立第三势力以控制整个局势.他们甚至约定好了通讯“暗语”,但此事后因邓演达被捕和九一八事变发生而作罢.[6] 陈翰笙与邓演达也有往来,陈翰笙1927年在莫斯科结识宋庆龄,正是邓演达介绍的.作为情报人员,陈翰笙应该清楚邓演达在上海成立“第三党”的一系列活动,但是他是否参与其中就不得而知了.至少,陈翰笙知道杨杏佛是参与其中的.
同时,杨杏佛又与宋庆龄、蔡元培等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公开营救人和爱国进步人士.
杨杏佛等人的一系列举动惹恼了当局,为了杀杨儆宋,1933年6月18日,蓝衣社特务将杨杏佛于研究院门口.杨杏佛遇害后,赵志道带着长子杨小佛打开了杨杏佛存在银行里的两个保险箱,结果发现里面没有钱,全是信和文件,还有*军火的合同.他们于是将这些东西全部托人交给了宋庆龄.
杨杏佛遇刺后,陈翰笙因傅斯年的排挤,在研究院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在杨遇刺两个月后辞职.
杨杏佛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陈翰笙对故友杨杏佛的情谊为关于杨杏佛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杨杏佛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