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五四新思潮100年随想》：关于免费新思潮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新思潮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一百年前《新青年》创刊,五四先驱奋勇无畏,发起新文化运动,他们一面激烈批判传统,一面拥抱时代新潮,终于使穷途末路的中国,如鲁迅所形容的——“在无所希望中得救”.因为五四先驱的功绩和中国的“得救”,如今我们精神生活里同时存在两种性质和表达形式都有相当差异的观念形态.一种由文言和古代白话承载的我们常常称作的传统文化；另一种主要由现代白话承载的可模糊地称为的现代文化.虽然我们完全可以放胆地说,这两者都是“我们的”,我们的精神血脉里都浸透着这两种精神要素.可是当我上午读“四书”下午读鲁迅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差异依然会让我感到心神不宁.我相信,这并非纯粹个人的阅读经验,因为舆论思想的圈子至今无法得到共同认可的关于中国的“古代传统”的感受和体验.至于中国的“现代文化”,其感受和体验也是人言人殊.至今社会舆论还时常陷入是“传统”还是“现代”这样的钟摆效应之中.偏好“国学”的跳将出来,马上遭受到回击；偏好“新潮”的跳将出来,也同样有人不满意.换做英国人,我想大概不会遭遇这个钟摆困局吧.他们上午读柏拉图下午读莎士比亚,当不会有和我类似的不安.中国这种古代“传统文化”和现代“新文化”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我们所感受到的不安,也许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每当五四作为话题浮上舆论水面之际,就一定引起持论不同者对峙、争论而各不相让的原因.而如今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舆论再次陷入如此的胶着状态,似乎再次证实了思想僵局仍然未解.
事实上,远在五四新思潮发生之前,晚清“旧学”和“新学”的分化就预示了后来“传统”和“现代”对峙.就在晚清思潮汹涌不断输入之际,章太炎在日本就提倡中国固有的学问.这种学问有另一个词曰“国粹”.章太炎之倡言“国粹”当然是左右开弓的：一面指向光复,“扫除腥羶,建立民国”；另一面未始不是怀有“国学”失坠而“新学”滔滔的担忧.章太炎对革命的胆识无和伦比,可是他通过讲习“国学”而激发“种性”,从而挽救危亡时局的想法,在新思潮兴起之后越发显得脱离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说他的老师“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用自己所手造和别人所帮造的墻,和时代社会隔绝了.”《新青年》创刊之后,舆论思想界新和旧的对峙上升到了二者必居其一的零和博弈的程度.因为新思潮的摧枯拉朽之势,更引发了不惧潮流的有识之士对“传统文化”沦亡的忧虑.这一次轮到《学衡》的同人扮演站在新思潮对立面的角色了.然而,《学衡》诸人的命运同样是悲剧性的.他们的志向本来就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怎奈当时“国粹”和“新知”实际上被感知为截然对峙的两物,不存在相互融化的余地.以他们绵薄之力,所融化的也实在有限.尽管《学衡》同人多是留学西洋的饱学之士,无奈亦被新思潮视作冥顽不化的守旧者.既然和浩浩荡荡的中国社会潮流相逆而行,其结局之惨淡,也就可想而知.现代史上数得出来的类似的“守旧者”还有一些,也许还应该提到1936年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他们宣言的第一句就是感叹“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虽然笔者不能断定他们想看见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但既然焦虑当时文化的“非中国化”,那当然就是意指滔滔的现代潮流淹没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时间又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到了80年代,近似的声音再次浮上舆论的水面.这次是以“文化断裂”和“寻根”的面目出现,带上了回顾和反思的色彩.至于90年代到如今,“国学”重光,读经的呼声时弱时强,总的趋势是“传统文化”逐渐改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塑造的 形象转而成为正面形象走上舆论思想的舞台；和此同时,五四新思潮的形象亦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乃至没有以前那么高大了.只要提起“国学”或“传统文化”百年来的“不幸遭遇”,五四新思潮大有成为众矢之的可能.一个世纪的世道沧桑,匆匆走过,时势迁移,攻守之位却正好反转.这个事实依然昭示当今中国,“传统”和“现代”的对峙虽然已有缓和而龃龉依旧.随着“传统文化”的归来和五四新思潮的远去,笔者想起世间健忘的人多,故乐意在此为新思潮辩护一二.
晚清“旧学”和“新学”的分化,是否意味着日后中国思想文化上的争论必然要演变为《新青年》横空出世那样和“传统文化”不共戴天的局面,事或未必然.然而《新青年》的一鸣惊人却是对民初政治、文化走入死胡同的合理反应,舍此并无第二条可走之路.五四先驱们的“过激”实在是居功至伟.中国经此一役走出政治、文化的泥潭,前途重新可待.不要忘记,1915年正是袁氏当国,准备重新披上龙袍的时候.当然他的选择亦为民初党争恶质化有以致之——此是后话.无论如何,辛亥革命所开创的共和政治、 中国的前途,至此一笔勾销,彻底破局.1915年12月上旬,1993名国大代表,全票通过“一致赞成（改变共和）为君主立宪国体”.不要忘记,1916年在当时的中国有另一个叫法,曰洪宪元年.正是因为洪宪带来的耻辱,陈独秀才会痛心疾首,写作《一九一六年》一文,以“新年献词”的口吻正告国人：“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民国四至五年的洪宪闹剧,固然是小丑登场,但更深长的意味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穷途末路.之前的中国,革也改过,宪也立过,命也革过,最终召唤来的,还是帝制的亡灵.当时的有识之士一定有此沉重一问：这样的国家是什么国家?这样的国民是什么国民?所有的改革,所有的立宪,所有的革命,竟然结出此种冤孽?这就是为什么《新青年》讲到历史,讲到传统,讲到文化,皆是如此沉痛,如此为之见不得开化文明而倍觉羞辱的原因.他们不是要历史、要传统、要文化来为现实的失败而“背锅”,而是要从历史,从传统,从文化开新未来.此种苦心孤诣,我们作为后人不可时过境迁,弃诸脑后,而纷然指陈《新青年》的“过激”.笔者以为,没有当年的“过激”,就没有中国日后的未来.君不见,洪宪之后打响第一枪的,并非 人——其时它还未出世,而是辛亥党人蔡锷将军.这个事件亦同样意味深长,它预示着以武力重新塑造中国政治和社会成为对中国未来有不同期待的政治势力的唯一可能的出路.日后的国民党如此, 也如此.章太炎于辛亥之际为新国家取名的“中华民国”所蕴含的中国政治前途的意味,已经为洪宪称帝所扼杀.“民国”已死,此后留在中国现代史历程里的“民国”,只不过一个纯粹纪年符号而已.要想从已死的“民国”发掘所谓“光明”,所谓“宪政”,所谓“ ”,纯粹白花了力气.《新青年》以激进的姿态回应了民初政治、文化的死局,创出了“传统”和“现代”的极端对峙,固然有它日后衍生的弊端.然而,即使有不幸,那也是中国的命.正所谓命该如此,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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