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闹剧何时收场》：本论文为您写闹剧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虽然知识文人一再声称要抵制媚俗、坚守纯粹,却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娱乐时代秀下限、博出位的流行病.我们的文学生活越来越像一场闹剧,从批评韩寒到鲁奖纷争,各色圈内人物都如演员一般,或滑稽,或深情,或愤怒,以充满表演性的形式,在制造声音.伴随《后会无期》热播而来的是各种关于韩寒堕落的热议,尤其是肖鹰教授那篇深恶痛绝的批评更是引爆全场,一时众说纷纭,好不热闹.这不禁让人想起韩寒出道时,文学评论家白烨饱含深情的召唤,意图用《80后的现状和未来》收编韩寒等新锐作家,“作为他们的前辈,我想提请他们等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让自己的文学理想在相对纯净的天地里徜徉”.可惜韩寒并不领情,面对类乎于“回来吧,孩子！”的呼唤,韩寒的回应是“谁都别装逼”.评论家赋予“韩寒”诸多意义,并且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其实“韩寒”更像是一个集体包装出来的意见领袖,商业经济和消费主义联合打造的“公知”,一个娱乐文化的符号.不管是当初写《谈革命》还是今天拍电影《后会无期》,其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那些从欣赏到失望,此刻又痛心疾首的人,我不知道是“父爱泛滥”还是“童真未泯”,总之丝毫不能引起人的共鸣.
作为世俗生活的良民,生一副慈悲心肠,多一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怀是好的.但作为接受知识训练,握有发声渠道的知识人来说,却应该有点骨气和斗争精神,而不是执于一端的“前辈说”和“阴谋论”.正如赛义德所说：知识分子构类的良心,“知识分子代表的不是塑像般的偶像,而是一项个人的行业,一种能量,一股顽强的力量,以语言和社会中明确、献身的声音针对诸多议题加以讨论.”歇斯底里的批评和情深意长的呼唤多半出于虚弱,理想和责任早已舍弃,剩下的只是无关痛痒的唠叨.早在90年代初诗人欧阳江河就说：“ 作为一个诗歌的主题,其可能性已经消耗尽了,因为无法保留人的命运的成分和真正持久的诗意成分,它是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幻觉的直接产物,它的读者不是个人而是群众.然而,为群众写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绕来绕去,所要表达的就是：排除“为群众”和“为政治”的写作,消解了责任、放逐了理想,“为自己的阅读期待而写作”.
如果说在社会语境恶化的情况下,放弃书写群众运动和政治事件是合情合理的话,那么追求“文学史上的生效”则暴露了消解责任的功利性本质.不知从何时起文学批评成了人肉点赞,学术研讨一片和谐,人人心中都在怀念80年代的,实际上却在忍气吞声以求获取最大利益.放下的同时,始终还有放不下的“抱负”,一种意图标榜自身,用一整套的观念和语言建构文化,进而获得解释权的野心.用“顽主”王朔的话讲：“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体系,以他们的观念为标准.”知识精英如此回应,这种反知识分子化的倾向,除了烙有拜金主义的印记,同时还沿袭了此前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的嫉妒和蔑视.对于商业化的王朔,知识精英所处的位置同韩白之争时的状况别无二致.大言炎炎,却软弱无力.几个亿的票房,亿万粉丝的追捧,韩寒如果真把无关痛痒的谈论当回事,那还真奇了怪了.丧失政治地位和民间崇拜的知识人,更像一个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带着曾经也阔过的优越感掺杂着怕被忽视的焦虑,不针砭时弊,专做人生的导师.殊不知失去现实支撑的说教只会招致反感,而缺乏对话的批评则是一厢情愿.上海作家蔡翔在谈论“王朔对文化人的发难”的时候这样描述,在王朔自觉把自己划出知识分子圈外时,反而能借此剥开知识分子“千年的虚伪的厚皮”.不知从何时起,还是一直如此,文化界也沾染了官场陋习,等级排列,党同伐异.一知名学者在一次高端研讨会上的主持人开场白很形象,我们这个圈子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放逐了理想,荒废了业务,知识文人越来越像政客或者娱乐明星,上蹿下跳,炒作知名度.鲁迅文学奖评选黑幕的背后有圈子利益、商业媚俗、政治勾结等各种势力在作怪.先是有著名诗人柳忠秧和湖北作协主席方方的论争,一方指出鲁奖有人 ,一方则强调文坛有傻大姐.问题是,柳诗确实不怎么样,他头上却顶着无数光鲜亮丽的文化头衔,还有著名学者、诗评家站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柳方之争还在渲染,周诗案又爆发.真是文坛趣事多, 、斗争真欢乐.值得注意的是,周诗案一再出现王蒙的影子.王蒙何许人也?文坛耆老、当代文豪、前 部长,王蒙的名号意味着文坛权威.“王蒙评周啸天：亦属绝唱,已属绝伦”的内容被附在相关评论和新闻报道中,被反复发酵渲染.原话王蒙自然没有讲过,不过王蒙确实在《值得一读一吟一粲》一文中对周的诗有较高的评价.有了“王蒙”这个金字招牌,周教授得奖自然是顺理成章,可是媒体并不买账,从制造舆论的角度来说“王蒙的点赞”只是增加戏码的符号,而看客们更是乐于此道,语不惊人反而缺少可读性.
回过头来说,柳诗人虽然诗不怎么样,骨气倒是有的,“网上有人说周诗比柳诗好得多,这下把我气炸了！奖丢了无所谓,但决不能丢人.”同样是因为“丢奖不能丢人”,很多圈内人出来讲话了.先是不太有名的,接着著名作家、四川作协主席阿来出来放话,“三问鲁奖,希望受到公正对待”.更劲爆的还是《夏泰志：周啸天曾进京告他人写反诗》,此文一出,讨论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文学层面了.如果说方方真如柳诗人和媒体标示那样,是文坛傻大姐；那么阿来则是名副其实的“康巴汉子”,以我们川西汉人一向的观点讲,“耿直”.虽然贵为一省的作协主席,但从身份、地域到文化教养来看,阿来其实是个“圈外人”.“发此疑问后,不被打击报复”“以文学之名,受到公正对待”,从这样的发问中我们看到的是缺乏底气的茫然无措,更看到了尚未被规训的“文人淳朴”.
处在风口浪尖的相关部门又玩起了百试不爽的“沉默是金”策略,而这些手握大权决定文学走向的“真文人”们此刻不知道又在作何算计,谋划什么好戏?陷入纷争的知识文人不会意识到,我们正在自掘坟墓,固守文化正统,抢占圈子利益的同时,却忘记文学的本质和警惕商业娱乐的陷阱.如果说批评韩寒本来就有演戏的性质,那么鲁迅文学奖评选——一场旨在奖励优秀创作,奖励中外文学翻译,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文学盛会——蜕变为一出媒体炒作的文坛内部黑幕*和知识文人纷争的闹剧就“情无可原”了.在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的价值观照下,借助现代传媒视听技术的渲染.文学圈的闹剧成了千万民众茶余饭后消遣的好戏.好戏谢幕,不管结局如何,文坛本来岌岌可危的民间信任将遭受创伤,业已衰败的文学事业又添新愁.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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