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做书的日子》：本文是一篇关于日子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编者按：李昕,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现已退休.从事编辑工作三十多年,是业内知名的出版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本文记录了他在三个不同时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不同工作岗位上与书打交道的故事,这些文字选取于李昕先生的新书——《做书的日子1982—2014》,在此展现给各位读者,是对一位优秀的老编辑的“默默的敬意”.]
人文社十四年 （1982—1996）·两场版权官司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下文简称“《著作权法》”） 开始实施,从此中国的版权管理走入正轨.虽然此前的几年,我们已经开始建立版权意识,也尝试同作者签订出版合同,但那时出版社熟悉版权事务的编辑不多.由于我的工作涉及港台文学,常常需要洽谈较为复杂的版权事务,多少有些版权合作的经验,所以社里一旦遇到版权纠纷,陈早春社长总是把我也找去一起商量,特别是我兼任他的社长助理 （1992年） 以后.
1992年初冬的一天,陈社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进门,他便递给我一本红色封面的书,我一看,书名是 《围城》,心中不免诧异.《围城》 在人文社印行十几年,使用的一直是灰底黑字的封面,我不记得换过呀.陈社长告诉我,这是四川文艺出版社的 《围城》 汇校本,现在正在大量发行.
我看了一下这本书,署名钱锺书著,胥智芬汇校.我没有听说过胥智芬其人.再看内容,不过是将 《围城》1947年在 《文艺复兴》 杂志上发表的版本、1948年在晨光出版社印行的初版本和20世纪80年代人文社出版的定本进行了比对,把不同版本的不同用词用字一一标示出来,作为注释,注在每一页的下方.整体上看,就是一本加入了若干注释的长篇小说 《围城》,但注释的内容,一概只是关于某个字词在其他版本用作其他字词一类的信息.其中除了作者在定本中改正过来的个别错讹,也有经编辑更正的新中国成立前旧版中的排版错误,更为大量的是由于汉字简化而出现的同一汉字的不同字体 （例如旧版作“一枝笔”,新版作“一支笔”；旧版作“拿著”,新版作“拿着”等等）,这些都被不厌其烦地罗列出来,全书有两千多条注释,大量属于最后这种情况,看了不禁令人发笑.一看便知,所谓“汇校”不过是障眼法,四川文艺出版社真正的目的是翻印长篇小说 《围城》.
谁都知道 《围城》 那时候是热门书.1990年《围城》 电视剧上映之后,人文社的长篇小说 《围城》 多次重印,仍供不应求.不法书商乘机盗版,国内几年中先后出现了近20种盗印本,总印数据估计逾200万册.但凡盗版都是偷偷摸摸地印,悄无声息地卖,让你查不到,抓不着.但是这个 《围城》汇校本,却是打着“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版本”的旗号,堂而皇之、大模大样地公开销售,出版者的大言不惭和理直气壮着实令我震惊.
陈社长告诉我,现在钱锺书先生已经全权委托我们出版社代表他打官司.我们替钱先生委托了两位律师,但是社里也要有一个代表负责此事.他对我说：“你是我的助理,你办事,我放心.”
我完全明白.这个官司不能不打,而且只能打赢,不能打输.因为如果输了,那么人文社多年积累的大批现代文学名著都可以被别人轻易拿走,巧立名目,另行出版,这样 《著作权法》 所保证的专有出版权就名存实亡了.所以这个官司并不仅仅为了这一本书,更重要的是要在 《著作权法》 实施以后为出版界立一个规矩,建立一个游戏规则.
我和副总编李文兵、总编室主任冯伟民以及两位律师一起研究了案情,决定到上海去立案（因为胥智芬是上海人）,这样可以避开四川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同时我们知道,这场官司,实际上不仅是针对一家出版社,而且还间接地针对国家版权局.因为四川方面曾请国家版权局办公室做过一个“裁定”,认为“汇校本”的出版,只侵犯了钱锺书的“汇校权”而没有侵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这个“裁定”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连钱锺书先生本人读罢都连称“可叹,可叹”.但他们毕竟是权威机构,我们要从法律上推翻他们的意见,必须寻找学术界的支持.为此我们访问了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国作协作家权益保护中心等机构,又举办了法学专家座谈会,请多位知名专家针对 《围城》 汇校本发表意见,然后我们召开新闻发布会,将我们的意见和专家的意见诉诸媒体.我们相信,明眼人自有公论.
这案子审理了三年,我陪着律师两次到上海,在开庭时和四川方面委托的律师唇舌剑地争辩,我方明显占据上风,不是因为雄辩,而是在于占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为依据宣判 《围城》 汇校本侵权事实成立,钱锺书和人文社获得完胜,四川文艺出版社需作出大约20万元的赔偿并登报公开道歉.
另一场版权纠纷是关于梁凤仪作品的.大约是1994年,在我们出版了多种畅销的梁凤仪财经小说以后,有一天发行部的同事告诉我,他们发现山西一家出版社也在发行同样的梁凤仪作品,例如 《九重恩怨》 《醉红尘》 《花帜》 《昨夜长风》 等等,一共9个品种.我大吃一惊.以我对梁凤仪的了解,她不可能做这种重复授权,所以这些出版物一定是盗版.我立即请发行部的同事设法找到9本书的样书,作为证据.
与梁凤仪洽商此事,她自然极为重视,决定和人文社一起追讨盗版.她的作品出版是我经手,人文社自然是由我出面,梁凤仪则是派出她的助理殷小敏和我一起同山西方面交涉.
我通过电话,找到山西那家出版社的社长,告知侵权事实,晓以利害,请他选择是“公了”（诉诸法律） 还是“私了”（自己协商解决）.那位社长解释说,其实这套书,是书商做的,拿了他们的书号而已,侵权他根本不知情,他没有想到书商会这样做.但是现在,书上署着出版社的名字,法律责任自然要出版社承担,他自知理亏,连连道歉,并表示“千万不要打官司”.
随后,那位社长派出他的助理专程到北京来和我商谈解决方案.因为侵权书都是畅销书,且翻印量较大,所以梁凤仪和人文社索赔的数额必然较高,而对方一再叫苦,请求我们理解和关照.开始双方谈不拢,所以那位社长助理前后来北京两次,后来总算达成协议,出版社方面又称手头拮据,一时付不出款.为此殷小敏还专门到山西去催款.拖了两个月,最后此事总算圆满解决,那家出版社總共赔偿梁凤仪和人文社60多万元,双方平分,各得30多万元.
日子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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