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师生绝交背后》：本论文可用于师生绝交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师生绝交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论及人与人之间的绝交,“管宁割席”的典故无疑耳熟能详.曹魏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挥笔写下 《与山巨源绝交书》 《与吕长悌绝交书》,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名篇.在各类绝交情形中,“师生绝交”颇耐人寻味,往往成为时代症候的印记.近现代以来,中国不乏一些师生绝交的掌故,笔者试撷其中几例,希望有一些借鉴意义.
一、道不同,不相为谋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就连有教无类的孔子,也曾对弟子冉求表示厌恶：“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韩愈 《师说》 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近代以来,因“道不同”最终师生绝交的情况较为常见.
袁世凯早年因博取科举功名无望,有心“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于是投奔帮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吴长庆与袁世凯养父袁保庆有“兄弟之好”.关照之余,吴长庆还指定状元幕僚张謇为袁世凯授业.张謇发现袁世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但颇有治军理政之才.后来朝鲜发生政变,吴长庆奉命援护朝鲜,张謇、袁世凯随行,筹划前敌军务.袁世凯有勇有谋,为稳定局势发挥了相当作用.时任清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最终将吴长庆调回国内,留袁世凯负责朝鲜一切留防事宜.随着地位不断上升,袁世凯“自结李相”、“露才扬己”,对吴长庆、张謇等人均有所不恭,一改此前谦卑自抑的作风,如写信时对张謇便由“老师”“先生”“某翁”直至“某兄”相称.张謇等专程给袁世凯写了长达数千言的谴责信,斥之为“司马昭”,“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大我,陵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怨涕等”有近二十年时间,张袁师徒几乎不再往来.直到清末,两人因支持立宪等政治诉求有共通之处,并且在政商方面可以相互借势,才重新走到一起.
师生以决绝的方式划清界限,借以表明各自的志趣和追求,背后的社会角色扮演和身份地位,往往隐喻着师生之间不同的学术涵养乃至道德水准.但师生间所谓的绝交,更多的是基于道义层面,而非情感世界和生活现实.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跻身政学两界的风云人物,早年在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拜入康有为帐下求学.在 《南海康先生传》 中,梁启超眼中的康有为“品行方峻”,“威仪严整”,“循循善诱,至诚恳恳”.师生两人还咸与维新,推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可谓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但与康有为一贯保皇、拥孔不同,“善变”的梁启超,思想逐渐转向自由、革命,师生之间为此时生嫌隙.1917 年,康有为力挺张勋拥护溥仪复辟,梁启超则入段祺瑞幕府,成为反复辟的军师.梁启超发出 《反对复辟电》：“此次首造谋逆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矛头直指康有为.康有为与梁启超尽管在政见上交恶,走上不同的道路,两人的师生情谊却一直延续.康有为七十大寿时,梁启超亲撰 《南海先生七十寿言》,情文并茂.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闻讯立即汇款以为奠仪,并组织追悼会,设灵公祭,缅怀先师.
“道不同,不相为谋”在俞樾、章太炎师徒身上也有体现.章太炎从游俞樾“诂经八年”,但在沉潜之中保持一种淑世的心态,即所谓“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直到剪发去辫,创革命排满之说,横议天下,“以一儒生”而“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这与老师的政治立场有所不合.后来,章太炎参与维新遭到清廷通缉,出游当时被日本侵占的台湾,老师批评他“不孝不忠,非人类也”.章太炎最终在 《民报》 发表 《谢本师》,以示脱离师生关系.诚然,章太炎“谢本师”更多的是“叛道”而非“叛师”,丝毫不减他对俞樾道德、学术的尊敬.如得知恩师去世的消息后,章太炎立马写下了 《俞先生传》,对“谢本师”一事避而不谈.晚年章太炎拜祭先师,仍行三跪九叩大礼.
章太炎的革命情结一度趋于保守,1926年,他应“五省联*司令”孙传芳等人“特聘”到南京任“修订礼制会会长”,并于8月9日“晚七时复行雅歌投壶礼”,随即发文表示反对北伐.无独有偶,章太炎的学生周作人闻讯后,在 《语丝》 期刊也发表了《谢本师》,既表示对老师学问教导的感激之情,同时表明自己的态度：“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周作人此文一出,“谢本师”从此成为师生关系破裂的代名词.出人意料的是,周作人于1944年在 《中华日报副刊》 上发表 《破门声明》,宣称与受业弟子沈启无“断绝一切公私关系”.究其缘由,主要是在周作人看来,沈启无对老师在言行上多有攻击诋毁不恭之处.抗战时期,北平被日军侵占后,周作人、沈启无师徒都曾效力日伪政权,一度为时人所不齿.
二、政治运动情势下的决裂
有“教授中的教授”之誉的陈寅恪,同样有多次“破门”的遭遇.汪篯曾是陈寅恪的门生和助手,有两年多时间吃住在恩师家里,两人经常散步、聊天、探讨学术.1953年,时任北大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请缨南下中山大学,试图劝说恩师北上进京,出任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 （中古研究所）所长之职,他随身带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此前,陈寅恪诸多友人如周培源、张奚若、章士钊等多次劝其赴任,均遭到婉拒.汪篯自信满满,不料却遭到恩师当头棒喝,陈寅恪甚至表示“你不是我的学生”,要将汪扫地出门,汪篯碰了一鼻子灰.事后,陈寅恪还是和汪篯进行了一次长谈,后者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一篇口述长文回京复命,这就是后来著名的 《对科学院的答复》.在答复中,陈寅恪开宗明义：“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 《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中.”陈寅恪提出了北上任职的两项基本条件,其一,“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二,“请毛公 （*） 或刘公 （刘少奇） 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在陈寅恪看来,“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在举国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陈寅恪的要求无疑形格势禁,他最终也未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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