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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败坏,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以下简称祝):今年过了一多半,学术思想界的热点,一直集中在学术规范问题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争论,有学术层面的,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但意识形态的争论很快就掩盖了学术层面的探讨,甚至越来越短兵相接,有近乎肉搏之势.学术思想界的这种状况,当然是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一个集中反映.但是,既然是学术思想界,就应该更多一些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我觉得,我们不妨后退一步,从更大的视野,从中国当代社会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从学术思想史和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特征,来审视剖析一下眼前的这个热点问题.
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以下简称黄):朱学勤、汪晖二人事件本身,有多少属学术,多少属政治,多少属文化,多少属历史,这的确需要一种分析的态度.分析方法在中国其实不缺,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本《分析时代》,很有影响.目前缺的是分析的态度或愿望.
近些年分析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越来越淡出思想辩论的舞台,讲理的空间越来越小.教授研究员们一说就吵,一吵就骂,一骂就翻.吵和骂所配套的手段是过度简化、符号化、政治化,不是给自己戴帽子,就是给对方扣帽子.翻脸之后的方法论就更不堪了,全是武术学校那一套.
我原来跟老婆开玩笑说,咱家也挂牌吧,挂个“理不到处”.其实这牌子倒真适合充满戾气的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往前追,十之七八都有个不愿讲理或没处讲理的环节.这次事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普遍趋势,令人不安.
祝:我发现,很多人对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思想情况其实不太了解.历史地看,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风气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就我的记忆来说,1985年以前相当好,1985年以后比较差.
这里涉及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改革进程.1984年年底,改革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文艺界学术界风气为之一变.文艺界八仙过海,什么“实验小说”、“八五新潮”之类,不管有没有思想和艺术的准备,一哄而上,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学术界也一样,不管有没有知识和理论的积累,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也上.一方面是新观念新方法,另一方面是中西文化比较,成为学术理论界的两大热点.
第二个因素是知识分子的代际特征.从“”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学术界唱主角的是中老年学者,红卫兵-知青那代人大多还在求学阶段,被笼罩在前辈师长的身影之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红卫兵-知青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一开始就迥异于前几代人.
黄:笼统地说上世纪80年代学术不规范,笼统地说上世纪80年代学人都那样,既不是事实也不公道.
前两天跟一个朋友也聊到上世纪80年代风气.上世纪80年代学界的老年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费孝通这拨儿.中年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期李泽厚这拨儿.这两代总体上说为人比较本分,学风也相当严谨,甚至略嫌死板——李的思想在同辈人中算是异数,但学术上仍是规矩中人.
学界青年是40末、50后这拨儿,尤其是50后,他们在“”中由少年儿童长大成人,其间不是钻窗就是,基本上没走过正门,没迈过正步.他们的人格特点是敢想敢干、无法无天,用我一个朋友(任继愈的研究生)上世纪90年代跟人打架时向对手做的自我介绍就是:“告诉你,‘’过来的,40岁以上的,可都是流氓！”
作为时代的人格烙印,我想“”一代青少年儿童——包括我自己——身上除了大家津津乐道的“理想主义”之外,也都有股不服不忿不吝的“流氓”劲儿,只是深浅不同而已,具体人得具体分析.我们胡同有位的儿子,老高中生,成天抱本《唐璜》、《莎士比亚》什么的,特别“绅士”,但他的想法做法跟老实巴交的老大学生一代终归不同.
可以说,这拨儿“流氓”是“”留给市场经济的一份遗产,是乱世赠与变世的一份厚礼.离开这样的人格资源,很难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轰轰烈烈.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阵“野性”这个词儿比较时髦,充满野性的半人半马作为社会转型的冲锋队或敢死队冲决罗网,别开生面,放在大的历史视野里积极意义不能抹杀,但副作用也是明摆着.
上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中前期是短暂的治世,一晃而过.那十年可算得上当代风气的“黄金十年”(从民国史借个词儿).体制基本上还是旧体制,社会流动的渠道还不“多元”,“野路子”不但法律上禁行,道德上也被蔑视.价值观也还没走到“英雄不问出处”、啥手段好使使什么的那一步,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时代精神还是在传统的“正道”上一路奔走,道边的标语全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之类.在这样的体制和价值环境里,剽窃的事情并不多见.
祝:1985年之前学界剽窃抄袭的情况确实很少,就我了解的相关专业范围来说,比较有影响的只有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和上世纪80年代初韩进廉的《红学史稿》.这两本书都有人撰文揭露其抄袭,但在那个时代,类似的现象可以说寥寥无几.
1985年以后风气陡然一变.我那时还在读研究生,记得1985年或1986年,有一天在北大大饭厅门前西侧的阅报栏,看到贴出一张《光明日报》,大半个版都是某某担任主编的某编委会名单,还有这个编委会编辑的“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书目,以翻译的西方哲学类书籍居多,大约有上百种,每本书都标有中译者姓名.我因为在哲学系读研,了解点情况,知道其中许多西方名著当时并无真正的所谓中文译者.那其实是跑马圈地,因为怕别人或别的出版社也要译同一本书,所以先随便安个译者名字,相当于现在的恶意抢注.我们几个同学当时对这种“吃相”就很不屑.那个编委会的绝大多数人就是40末、50后.
实际上,学风之败坏,就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当年造反、串联,甚至打砸抢,20年后转移到了学术领域.包括年轻时的何新,也有贪多、图大、求快的毛病,十几年前我在书里评论过他的学风问题.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抄袭剽窃,属于钻窗抄近路,但学术界的规矩的确被破坏了.这一路下来,影响到后来的20多年,再加上别的因素,到今天,学界、高校的学术腐败已经积重难返.
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特殊的时代
黄:“黄金十年”里,青年学人跟在中老年师傅后面学徒,“老师”长“先生”短的再配上些“之乎者也”,看着颇有古风.但听他们私下骂人话之纯正、话之地道,跟前辈学人大不一样,更别说传统的“士林”、“儒林”了.
十年一觉,等到青年学人学徒期满,正赶上社会大转型,什么下海潮、出国潮、寻宝热、特异功能热,一时间天翻地覆,人仰马翻.整个社会风气由正步改为醉拳,又东倒西歪起来.青年学人骨子里的红卫兵也结束了冬眠,一跃而起,回老家似的走进新时代.市场新时代崇尚工具理性,讲究小投入高产出,最好不投入光产出.不择手段开始成为最佳手段——能拿干嘛买,能加塞儿干嘛排队?“老实”、“厚道”、“本分”从此成了贬义词.
当然,风气的影响不会搞绝对平均主义——每个青年都一样.“逍遥派”还在南窗下逍遥.而“造反派”听着窗外哪个同学一夜发了,心里又空又慌又躁之际,就近造他娘的学术规范、“资产阶级法权”一回反,也是可以理解的.
祝:红卫兵-知青一代和“”前的大学生截然不同,有的可能只相差几岁,但思想性格上的差别却非常明显.“”前的大学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这十七年体制的产物,就像刘少奇《论员的修养》所说的驯服工具,忠诚可靠、循规蹈矩、温良恭俭让,是传统儒教加斯大林主义培养出来的思想性格.红卫兵-知青一代却不同,他们在人格形成的年代,突然遭遇到“”那样千年不遇的政治风暴,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问题.“大字报”、“大辩论”,造反、串联、武斗,然后又是“上山下乡”、进工厂或当兵,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摸爬滚打.这大概也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一代人,其中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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