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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发布的《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发表令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感到一丝欣慰,他对记者说,“这表明了中国致力于推进依法治国和司法改革的态度和决心”,在他看来,白皮书的发表亦“使司法改革的重要性回到了民众的视野”.
三年前,正是出于唤起民众对司法改革重要性的了解,当时还在西南政法大学任职的徐昕主持发布首份《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09）》,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2012年的报告也正在起草中.
每年度的报告最终定稿都达到三四万字,门下研究生广泛参和,所有的修改最后都送到徐昕手上统筹,修改不下百次,“目的就是希望藉此引起官方重视,形成推动司法改革的‘官民合力’”.
“官民合力”促改革
第一份报告发布时,这种效果就开始逐渐显现.在和正义网合办的发布会上,除了知名学者,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改办的官员亦有参加.
发言中,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向泽选一开头就说,“拿到这个报告翻了一下,重点看了一下检察改革篇,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就是这个篇幅好像有点少.”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处长高景峰对这一点表示“很有同感”.
向泽选特别强调,“检察改革应当说2009年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徐昕则回应称,报告还会做进一步的完善,并在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
来自检察系统官员的敏感从侧面表明了司法改革过程中在司法系统内部对权力配置的敏感.向泽选甚至细致到某些具体的文字,“也看了一下法院的改革篇,我建议这里面有一些措词,课题组再斟酌一下.”
向泽选所指法院改革篇“主题用的是法院改革”,却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中“把司法和检察并列”.他直言不讳地说,这样“容易让人误以为检察权不是司法权.建议在法院改革篇相关部分使用优化审判职权配置,这样更符合中国的宪政体制”.
徐昕当时就意识到,这个报告旨在形成互动的作用正在发挥出来.
高景峰承认,检察改革篇幅偏少,“责任可能不在课题组,因为我们在搞司法体制改革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坚持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不是我们制订的,是多做少说,或者是只做不说”.
会后不久,徐昕意外地收到最高检察院相关部门寄来的资料,包括当年度的工作总结,资料较之网上信息更为全面完整.“可以说,除了涉密的内容被删掉之外,其他的都有.”
“说意外,是因为在起草报告的时候也联系过,不过一直没有下文.”徐昕由此感慨,中国的事情还是要努力往前推,或许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此次会议后不久,最高检察院在《检察日报》发布了长篇的《中国司法改革报告·检察篇》.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首次公开发布了《人民法院年度报告（2009）》,此后一直坚持.此外,最高法院亦就如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审判工作发布专门的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蒋惠岭对记者说,“像司法公开这样的问题,不是说时机成不成熟,而是必须推进的问题.”
回归司法属性
然而,发布会召开时的背景显然比发布会的讨论复杂得多.当时,包括强调司法的人民性、调解优先等一些新的司法理念被提出来,历史上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抗日 政权创立的一种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运用于司法审判工作的审判方式,主要内容是简化诉讼手续,实行巡回审判、就地审判）也重新得到重视.
一些新的做法比如“放下法槌脱下法袍”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就质疑,“一定要像西方法官那样戴着头套,穿着法袍,在高堂上一槌才是好的吗?”他建议法官改穿制服,“你要穿法袍就和群众保持距离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立勇说：“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当时非常有效、管用,到今天仍然有很现实的意义.可能在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不需要推广马锡五审判方式,它没有田间地头,但我们认为在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在我们国家的许多地方,仍然是十分有效的”.
各种理念交锋激烈,部分学者据此批评说司法改革缺少共识.当时甚至有人认为,“司法改革在走回头路”.
实际上,大规模的司法重建和改革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开始.随着对 的审判和律师参和辩护,此后影响深远的公开审判制度和辩护制度被重新建立起来.蒋惠岭认为,“法制重建,法院、检察院等司法系统重建,这是适应改革开放需要,也可以说是国家在政治 化的一个必然选择.”
1983年《法院组织法》和《检察院组织法》做了比较大的修改之后,中国的司法制度相对稳定下来了.
蒋惠岭回忆,改革开放之前,刑事案件居多,民事案件主要是婚姻家庭和债务.但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民事诉讼法》出台,社会对司法的需求以非常快的速度在上升.
在这个阶段,审判方式改革被提出来.“机构重建起来,人员到位,案件进入法院后,法院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案子,怎么去工作呢?诉讼法写得很清楚,但是怎么把纸上的东西变成法庭里活生生的程序?”蒋惠岭说,审判方式改革由此开始.比如,证据制度的改革,庭审一步到庭的改革.
行政诉讼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民告官”逐渐为各地所接受,到1989年《行政诉讼法》最终颁布.
“这个时期的改革使得全国司法机关向社会展现了司法的规律性,回到司法本身的属性上来.”蒋惠岭的判断是,“任何的司法改革都是基于对现实的回应、对需求的回应才发展起来的,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国家的司法建设经历了一个有活力的、上升的时期.”
上世纪90年代之后,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对法治的需求被进一步提出来.1995年《法官法》和《检察官法》通过,1996年《律师法》出台,司法的独特性被进一步展现出来.
而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疑罪从无”原则被写入法律,则被看成是司法改革领域的重大进步.
司法改革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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