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返乡购房: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调查分析》：这篇新生代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摘 要：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探讨,有研究提出了政府责任和市场供给多途径解决策略,但是,大多学者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主体性选择和主动调适.笔者通过调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购房即在家乡的地级市和主要在县城购买商品房,受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婚姻家庭关系等多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购房是非常现实的选择,这种趋势可能还会持续.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必须坚持多途径有重点的原则,中部地区县城以就业为基点,政策配套为关键,发展地方经济,发挥农民工各项政策的合力,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返乡购房；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4-0116-05
近年来,中部地区出现了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返回家乡的地级市和县城购买商品房现象,当地称为返乡置业或返乡购房.这挑战了关于农民工或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现有观点,而且,既有研究只从政府视角、经济视角进行分析,没有将新生代农民工婚姻、文化因素、子女入学等问题进行综合探讨,更缺乏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选择的主体性视角.本文通过长期在江西、湖南、浙江等地的调查研究,力求从新的视角研究此问题.
一、从住房保障视角到综合性视角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
农民工住房问题在1998年前没有得到过关注,1998年以后农民工住房问题才渐渐进入学界视野,学者较早关注的是农民工恶劣的住房状况、强调住房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性和住房条件恶劣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1][2].鉴于西方发达国家移民与我国农民工有一定相似性,学者试图从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移民住房问题的措施中寻找到解决路径[3].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住房保障制度的经验是住房保障的层次性；政府财政支持；依据住房发展阶段决定保障方式；建立动态调节机制[4].也有的通过介绍发达国家中私人为贫困人群提供低成本的廉价房的经验,指出私人经营方式不但可以将政府的政策落到实处,也可以通过人性管理帮助贫困人群改变人生态度[5].当然,公民住房权的实现,不但要依靠公民的努力,而且要通过法律明确政府的责任,才能保证公民住房权的实现[6].还有些学者对南非的住房权,印度、巴西贫民窟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对解决我国农民工住房问题有所助益.沿着国外经验与理论研究思路,我国学者也着重从强调政府责任的住房保障视角和强调社会化的综合性视角来论述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有的学者用社会排斥理论分析了农民工住房政策的缺位和住房权的缺失问题[7][8],认为政府责任不到位和资金投入不足是主要原因[9].也有学者从积极意义上认为农民工的住房政策的实施有利于经济增长[10].由于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政策变化较缓慢和城市保障房制度的排斥,老一代农民工住房问题也顺延到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上.近年来,学者开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保房保障问题[11],有的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保障权缺失,提出了构建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的政策体系[12],有的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双重缺失的结果[13].有的从代际比较视角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消费要求较高且越来越呈分层化趋势[14],在住房保障研究基础上,学者采取了综合性视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综合性视角强调多途径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具体措施包括农民工公寓、廉租房和住房公积金政策等.用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建立“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即规范农民工住房租赁市场,完善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农民工住房补贴制度,财税支持制度,金融服务制度,土地供应制度和规划保障制度[15].当然,已经有少数学者关注到了新生代农民工返乡购房现象,对其中的原因作了大致分析[16].有的对此还作了趋势分析,认为今后湖南将有近80%的新生代工返回家乡县城购房[17],有的更是从促进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的作用方面进行了高度评价[18].由于这方面相关成果不多,仍然有深入探讨的空间.
首先,目前所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数都是从政府的角度和经济方面解决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选择.其次,既有研究都从总体框架上设计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关注政府责任和市场调节,但没有突出政策重点,而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和居住地的选择才是政策的重点,因为任何政策的实施不能只注重决策者、执行者,目标群体的主体选择性也会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抉择：返乡购房的原因
从起源来看,城市历来都是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城市居住不但生活便利、就业机会多,而且是高社会地位的象征.我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更是拉大了这些方面的差距,强化了人们对城市的向往.无论如何,农村是无法抗衡城市的综合优势的[19].因此,改革后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再苦再累也要呆在城市.一方面发展了城市经济,改善了农民处境；另一方面,引发了农村的凋蔽.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曾建议农村学生不要考大学[20],结果遭到一片谴责.而那些聚集了大量农民工的沿海城市在短期内也难以解决他们融入城市的所有问题,包括住房问题.比如,广东东莞市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及家庭融入城市问题,所需养老、医疗、义务教育职业培训等费用数额巨大,仅解决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入学的经费就要占东莞财政预算的1/5[21].
更为重要的是,仅住房政策单兵突进,事实上也难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没有其他措施的配套,效果也存疑,因为新生代农民工还要考虑到将来子女入学——现在主要是异地高考问题,整个家庭迁移还将面临生活成本问题.笔者几次调查也显示,在湖南、江西很多县城购房的新生代农民工业主占小区业主的30%以上,笔者在上饶市调查的一个市郊小区新生代农民工业主占到了46.3%.在所有访谈对象中仅有1人明确表示在家庭经济支持下也愿意在打工的沿海城市买房,大多数仍然愿意回乡买房,宁愿选择工作地与居住地的暂时分离.大量研究者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在城市,但问卷调查并没具体说明是指沿海城市或大城市,还是家乡城市,这可能会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理解上的误差,因为他们认为融入家乡城市和喜欢城市生活并不矛盾,所以,如果在问卷中将城市分为打工的沿海城市或大城市、家乡城市的话,结果可能会不一样.因此,这几次调查其实和其他的调查结果并不冲突,甚至可以相互印证,只是居住的城市的选择有区别.在大城市排斥、人力资本较低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会回到农村.很多研究者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家乡就业机会缺乏,权利意识增强,从生存型过渡到了发展型的诉求[22].因此,他们是回不了农村.但是,回不去并不等于不回去.他们在农村还有近年来不断升值的土地权益,扯不断的亲情和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这几次调查也发现,春节期间各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回家了,不过相矛盾的是,他们一方面表示在家感到很亲切,生活轻松,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夸耀自己在城市中的经历和生活,刻意与在农村的居民拉开身份的距离,似乎忘记了他们的农村身份.笔者称此种现象为“自我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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