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内在的相容和张力》：本论文主要论述了张力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摘 要：伯林以一位政治哲学家兼思想史家的独特视角,对政治哲学思想演进的过程进行了批判性审视,从而得出了贯穿其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即是价值多元论,伯林的所有著作都是由这样一个具有巨大颠覆力的观念贯穿并使之获得生命力.本文基于伯林价值多元论的思想来源、理论依托及其核心要义,探讨它与伯林自己提出的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讨论伯林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的相容性问题,同时论述了伯林对价值多元主义自由观的论证,指出其理论存在的内在张力及问题.
关键词：以赛亚·伯林；价值多元论；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D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3）06-0084-07
一、伯林价值多元论对价值
一元论思想的批判 “多元”一词可以追溯到希腊文的“Pletho”,指的是相对于一元的杂多状态.在政治层面,这些状态包含了个体不同的天性,以及不同群体之间迥异的习俗等.伯林的价值多元论的提出是和长期以来统治西方的价值一元论针锋相对的.①伯林认为,关于任何善的价值是能够相互包容、和谐共存的这一认识从柏拉图时代以来就一直是西方思想文化传统最重要的信念.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最终人类社会将不会存在任何冲突和矛盾,从而达到完美的生存状态.“宇宙有一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皆有一个根本同一性.它一旦发现,就能为解决人类社会根本问题提供最终解决方案.”②依照这种假设推理,“全部实在,我们关于它的所有知识的分支,构成了一个合理的、和谐的整体,各种人类目的存在着终极的统一性与和谐性”.③任何真正美好的事物都在整体之中互相有联系,最起码能够相互包容.伯林认为这就是形而上学的一元论教条.“该教义包含这样一种推论：实现由这些美好事物所构成的模式,乃是所有理性活动,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理性活动的真正目的之一.”[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伯林认为以下三个基本预设组成了价值一元论的观念：第一,任何真正的问题一定都对应着唯一的正确答案,除此之外的答案一定是错误的；第二,这类真理在原则上能够被认识,也就是说一定可以找到那个对应着的唯一正确答案；第三,这些正确的答案,相互之间共同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真理之间不会发生排斥和冲突.简单来说,在那么多的价值选择方案当中,有且只有一个方案是唯一正确的；也可以说,对 “人们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命题,总能够找到正确的客观有效的结论.这些预设的说到底都是在强调唯一绝对的真理,指向某一个唯一的声音——对于所有真实的问题来说,都一定有且只有一个真正的答案,除此之外的答案都是不对的,不然这些问题就不能算是真正的问题.伯林的观点认为,不管是古希腊哲学还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直到兴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后来的启蒙运动都是基于一元论的思考框架,甚至连19世纪的哲学体系和进步思潮也没有逃出这个框架.人们一直都在寻找能够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终极答案,在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和谐的体系,它包含了人类推崇的各种普遍价值.唯一正确的终极答案一定可以被我们探寻到,我们至今没有找到的原因只能是因为我们太依赖自己的感情而不是理性；或是我们还太愚蠢,努力的还不够,也可能是现有的技术、设备不够好或是其他原因,但通过我们的不断发掘,终极答案是早晚会被我们找出来的.仅有的区别就是发现它们最合适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可能是依靠信仰、启示的帮助,也可能是经过经验观察或是形而上学的思辨.但是不管如何,“如果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得到解答,正确答案的集合,模式或逻辑关联系统将构成对所有价值问题——关于做什么,如何生活,相信什么的问题——的总体解决”,[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页.伯林看来,西方文明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这种执着于寻求可以解决所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终极答案的一元论思维模式.
伯林认为价值一元论的诉求根本原因就就是他所说的“爱奥尼亚谬误” （Ionian Fallacy）,这种诉求受两千多年来的西方思想哲学传统影响并逐渐深化.“Ionian Fallacy”是古希腊哲学中产生的谬误,即力图为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世间万物寻求一个统一性的基础,发现其所有事物的最后根据和共同基础,这种观念的的实质是对多元、差异、不确定、不和谐的恐惧.而对一元、同化、确定、和谐的追求就是反抗这种恐惧的具体表现,最终形成了各式各样宏伟的形而上学观念.然而,这种形而上学观念本身在伯林看来却是错误且危险的.这种形而上学的错误有些类似弗洛姆的主张——意识形态是人们试图逃脱自治的责任的结果,是希望逃脱作为负担的自由的结果.这两者是一致的,因为把自由看作是负担而想逃避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仍然渴望形而上学的确定性,而自由的生活则会使我们在没有确定性的情境中做出选择.Robert Kocis,“A Critical Appraisal of Sir Isaiah Berlin’s Political Philosophy”,Edwin Mellen Press.1989.p.8.这也与韦伯对现代性的阐述极为相似,韦伯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祛魅”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去除了毫无质疑的传统所授予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只能是自己产生价值和意义,但却又缺乏一个终极的标准去判定什么是有意义的或是有价值的.在韦伯看来,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法要么是试图恢复世界被袪魅以前的那些思想理念,要么就是等待一个全新的先知的出现.弗洛姆和韦伯这种对确定性的渴望与伯林所说的形而上学的需求如出一辙.伯林认为,在这个“袪魅”的世界中,人们惧怕分离与失去方向感,人们面对着太多的自由反而惊慌失措,因为自由会使他们迷失于巨大而充满敌意的空虚状态,处于没有道路、路标或目的的沙漠中.[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于是人们产生一种渴望确定性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需要,但是,伯林认为出于这种形而上学需要应运而生的理性主义一元论的观点很少尊重经验事实,却坚定地认为所有问题都只有一种正确的理解和答案,因此把它称之为一种“迷醉状态”,可以说是一种用牺牲经验来求得统一与综合的天真愿望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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