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亲历自由主义一新左派之争》：本论文可用于自由主义论文范文参考下载，自由主义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天涯》杂志在年初给我的约稿函中说：“回首十余年思想演变,左与右之间的界线似乎已不再明显.”我写此文时值春季,由一个政治事件在学界、民间、网上引发的争论与对立,左右立场的鲜明与整齐划一,直截了当、不留余地地证伪了这个判断.当然,谈左右有容易混淆的毛病,长期以来,有人把自己认为照理是左派该做但没有做的事(比如维权)归诸左派,造成“应然”与“实然”的错位；而近年来人们越来越看得清楚,一些所谓的左派表现出强烈的*特征,比如国家主义倾向,拘泥于简单左右划分的人对此困惑莫解.
我一直用来刻画社会思想立场分野的术语是“自由主义—新左派的对立”,这个说法的优点是有具体的内涵.但仍然有缺点,两派在中国的分野与其在发源地西方社会的分野大为不同,相同的名称对应不完全一样的事实.很可能,我们只有在对分化和争论历程的叙述中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思想演变中这方面的真相.
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争论十分火爆,当我力图澄清自己的总体思想文化倾向时,想到了“自由主义”这个术语,这是与当时流行的几种思潮相比较、相驳诘而产生的.
在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文学界爆发了所谓“二王二张”之争,上海知识界发起和开展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前一场争论中,持“躲避崇高”和“以笔为旗”说法的人誓不两立,我认为双方各有可取之处和片面性,不倾向于哪一边.而对于后一场讨论,则有明显的倾向性.我注意到,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开始时,论者认为失落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由于文字狱和种种摧残而导致的人格萎缩、精神的侏儒化和动物化,是主流意识形态坚持教条,与专制政治结合的意识形态排斥人文精神,导致思想僵化,以及传统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统治阶级的合作者、代言者和工具,所以人文精神被阉割和遗置.但到后来,话题变为人文精神与商品大潮、大众消费文化的关系,论者认为人文精神是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失落的,以至于后来在重述那场讨论时,都认为是以人文精神的名义对市场经济的控诉和声讨.
王蒙对此发出质疑,他问道：“是市场经济诱发了悲凉的失落感了吗?是‘向钱看’的实利主义成了我们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根源了吗?”“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如日中天吗?引领*吗?成为传统或者‘主流’吗?盛极而衰吗?”王蒙说,在中国的近现代,人文精神从来没有被承认,更没有大力实行,“所以我不明白,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
我认为王蒙说到了要害.当然我也注意到,王蒙的视野有局限,他只看到斯大林模式、左的路线形成的危险,只警惕反右和“*”运动的重演,而没有觉察到一种新形式的弊害开始产生,这就是金钱和资本主义性质之恶.在1996年年中《大学生》杂志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坐在王蒙的旁边,专门讲了一段话给他听,大意是说问题出在两方面,哪一方面都不能忽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两种弊端有主次之分,当前作用和长远作用之分.我凭自己的经验和现实感,更警惕左的危害.我觉得,文化人在敏感到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时,容易超前地、夸大地估量其危害,忽略连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指出过的问题：对于不发达民族而言,苦头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过分,而是来自资本主义不足.
这使我在两种倾向、两种思潮的争论中,不选择新左派的立场,而倾向于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立场或倾向,是已然存在,早已被人指出的,并不是虚构或任意粘贴的标签.中国的“新左派”称谓最早出现在1994年,杨平在评价崔之元的文章时,称中国出现了“新左翼”；《二十一世纪》在1996年2月号上刊登卞悟反驳崔之元、甘阳,张隆溪批评张颐武的文章,使用了通栏大标题《评中国式的‘新左派’与‘后学’》.
虽然汪晖在国内一再表示他反对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说明知识界的分歧和论争,谴责这是“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但他在接受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采访发表的谈话表明,他完全清楚这两个名称的出现是中国社会条件变化和知识界立场分化的产物.该刊编辑提问说,1980年代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对立,1990年代措辞和划分变了,人们开始谈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原因何在?汪晖分析了社会状况的变化和知识分子立场的分化,认为用“改革”、“保守”难于表达实际内容,政治词汇因此发生变化,这大致始于1993年,在这种语境中开始说“新左派”.该刊编辑认为,1989年后,“自由主义”一词表达了对政府既支持又批评的立场,赞成市场化,不赞成言论控制和违反人权,当被问及情况是否如此时,汪晖作了肯定的回答.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方面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对情况了然于胸,另一方面却在国内躲避推诿,说别人贴标签?我公开表达了这个疑问,并论证说,“自由主义”、“新左派”不是帽子而是事实,但没有得到回应.
我在1997年3月号的《文化中国》上发表“新世纪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诠释”,提出世纪之交知识分子的重大任务之一是重提自由主义.汪晖在《天涯》1997年第5期上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1999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从新左派的立场出发,比较全面地阐发了对于市场经济、全球化、转轨时期社会弊病根源的观点.我在《开放时代》1999年5、6月号上发表《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提出与之对立的观点,后来,我又发表《评中国九十年代新左派》一文,指名道姓地批评崔之元、甘阳、汪晖的主张,再后来,我还发表了《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我的观点针锋相对,言辞尖锐,但我是在进行严肃的论战,提出了充分的论据.汪晖一贯泛泛指责他的对立面只是进行人身攻击,以代替认真的思考和讨论,但他从来没有在学理上回答过对他的质疑与批评,对于我的挑战未置一词.我本以为会有凌厉的反击,但从头至尾领教到的只是装聋作哑的功夫,后来,我终于看到这种功夫是何等了得.在确立自由主义的自我定位时,对于社会公正和平等的考虑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朋友可能会感到奇怪：在各种牌号的理论学说和社会思潮中,比自由主义强调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多的是,怎么会是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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