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思想》：这篇魏晋南北朝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摘 要: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思想是广博多元的.《徙戎论》尖锐地指出民族矛盾将是导致中国政权更迭的根本原因.王通打破了儒家以种族论正统的传统,转以王道和民心所向作为正统的标准,而不分种族出身.唐儒则把儒家民族思想引向文化层面的儒佛之争,最终逐步消解了华夏文化中心论.这些思想在儒学史上都具有首创意义,并在今后思想发展申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家;民族;夷夏
中图分类号:B2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4-0108-03
魏晋南北朝隋唐虽是儒家文化处于低谷衰落的一个时期,但不代表具体在民族思想方面也毫无建树.相反,这一时期由于是我国各民族大迁徙和融合的时期,且经常处于群雄割据、汉族和少数民族所建政权鼎立并存的状态,因此,注定了儒家民族思想在这一时期有着巨大的飞跃和提升,值得我们认真的反思和研究.
一、江统及其《徙戎论》
江统,字应元,西晋末年人,是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时,匈奴、鲜卑、氐、羌等族不断内迁,并在归附的名义下,大批进入中原,和当地汉族杂居.由于文化习俗及民族利益诉求的差异,人居内地的少数民族时常和汉族政权发生冲突,如:公元294年,匈奴人郝散起兵攻上党:公元296年夏,其弟郝度元又起兵反晋;同年八月,氐族首领齐万年又率领氐、羌人民,进围泾阳,并威慑关中.为防患计,江统作《徙戎论》上奏给皇帝,要求将人居中原的少数民族迂回他们原来居住地.不使华夷混居.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1、“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历史传统.由于长期处于生产力发展的较高水平,华夏族一直居住在中原这块沃土上,少数民族则居住在周边偏远的地方,因此,很自然地就形成了华夏居中,戎、狄、蛮、夷居边的“五方格局”.这种居住格局至少确立于西周时期,甚至早在夏朝就已成型.根据这种历史传统,江统说:“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等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和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自古以来,戎、狄、蛮、夷就居住在和“中国壤断土隔”的偏远地区,互不侵犯,所以,古代有道的天子只会防备“四夷”,而不会让他们进入中原和华夏混居.
2、夷狄和华夏的文化差异.伴随着居住地域不同而来的就是民族风俗习惯及其文化的差异,这是民族身份识别的根基.如江统说:“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从不同的语言、货币、风俗制度就可以判断出华夏和夷狄完全是不同的族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民族差别在其来看完全代表着民族品格的差距.他认为:夷狄生性“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华夏族则为礼仪之邦、衣冠之乡,有着高贵的仁义道德品质.因此.华夏和夷狄不应同处,如同君子和小人不可以混淆一样.
3、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所以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兴衰总和民族冲突相为表里,夷狄进驻中原往往就是典型的标志.对此,江统了解得非常清晰.他说:“申缯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姜戎.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酆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和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在历史上,西周灭亡于犬戎的入侵,秦因惨败于姜戎而失去中原霸主的地位,齐、宋、邢、卫又曾因长期饱受陆浑、阴戎等夷狄的侵犯之苦而岌岌可危,所以,如果让夷狄全部进驻中原,那么华夏诸国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但遗憾的是,后代的中原君主并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往往因一时之利主动允许夷狄入居中原,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中国自汉至魏晋战乱迭起的原因.因此,为了避免历史再次重演,江统要求把人居中原的夷狄迁会原居地.
在江统上奏《徙戎论》后.“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这说明江统的民族思想虽有偏颇保守之处,但也不乏真知灼见.至少他已经看到了,自西周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国家.此后.由于民族的迁移, 朝廷的屯田、戍边等政策,逐渐形成了中国境内各民族杂居的分布状态.这既有利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增加了引爆民族矛盾的几率.如何在这种复杂的民族关系中趋利避害,确实是一个让人难解的问题.
二、“夷狄之德,黎民怀之”
西晋灭亡后,中国就进入了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自己的政权.为更好地融人华夏、适应中原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纷纷利用儒家文化改造自己原有的文化.于是,儒家文化不再仅仅是华夏的儒家文化,也是其他少数民族的儒家文化.这种情势必然推动儒家在民族思想方面逐步走向开明包容,直至提出“夷狄之德,黎民怀之”的思想.其代表者即是隋代大儒王通.他说:“天命不于长,惟归有德.夷狄之德,黎民怀之.”意即是,天命不是永恒不变的,根据是否有德性是否有行王道这个标准而授予君王的位置.无论华夏族还是少数民族只要实行“仁政”、践履王道就会得到民众的认同和归附.长期以来,儒家都提倡一种华夏“正统”的观念,认为只有华夏族才有资格统治中原乃至天下,少数民族只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否则,即视为不顺“天命”的乱臣贼子.如董仲舒说:“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三统说”是董仲舒最独特的历史观.认为每个相继的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以承天命,获得统治天下的合法权.但这种权利只能属于中原诸夏之国,夷狄之国是没有资格的,夷狄只能在中国的统治下.但实际情况是,华夏君主并不一定都个个都顺应天命,爱民如子,有时他们的残暴比夷狄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反,一些少数民族的英明领袖更体现了天命,如前燕的慕容魔、前秦的符坚,中原民众在他们的领导下反而生活的更滋润.这种刺眼的现实必然逼迫儒家改变自己以种族论天命的传统.当时,有人问“符坚是不是晋朝的乱臣贼子”,王通义正言辞地回答道:“晋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晋朝统治者荒淫无度,只想着争权夺利而置百姓生死于不顾,这种君主又何必让符坚、王猛这样有才华的人因愚忠而殉葬呢！这才叫真正的“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之举措:“符秦何逆?三十余年,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他又以热情的言辞歌颂了北魏孝文帝:“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魏孝文帝雄才大略,为顺应时势毅然放弃本民族的传统而恭行儒教,广施仁义,惠及百姓,“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而那些偏安一隅、只图享乐的南朝小国之君主不正是不仁不义的夷狄:“齐、梁、陈之德,斥之于四夷也”叫.相应,对那些顺应天命、愿意归顺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文人,王通也不鄙弃甚至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如前秦符坚最重要的谋臣王猛,
魏晋南北朝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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