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和琅邪王氏》：该文是关于魏晋南北朝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摘 要】门阀制度（又称士族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户等级区别士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不同地位；门阀贵族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权,琅邪王氏是在这种制度下发展起来的世族.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琅邪王氏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门阀制度（又称士族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户等级区别士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不同地位；门阀贵族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权,这一时期箸名的门阀集团,“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卢,崔、李、郑为大.”王姓即指的是琅邪王氏,门阀制度渊源于东汉,形成于魏晋,东晋是它的鼎盛时期,南朝以后逐渐哀落,唐中叶以后作为一种制度终于在历史上消失,这与琅邪王氏的发展轨迹相一致,可以说琅邪王氏是在这种制度下发展起来的世族.
一、门阀制度的形成与琅邪王氏的开端
东汉以来,随着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封建人身依跗关系也逐渐出现与加强.在地主阶级内部,一部分贵族官僚凭借其“世代簪缨”,族大人多,经学传家等优越条件,广占田土,拥存大量奴客家兵,并通过把持乡里淸议来操纵官吏的选拔；这便是所谓的“大族”和“名士”,他们是地主阶级的上层.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则由地方土豪或由商人转化来的地主构成.他们的土地财产倒不一定都逊于前者,但政治、文化、社会地位则远不如前者；他们通常被称作“单家”.以上便是门阀制度做到以形成的经济和阶级基础.
琅邪王氏便是兴起于西汉昭、宣时期的门阀世族.这一家族先由当时的著名经学家、博士、谏议大夫王吉奠定基础,尔后经过王吉之子王骏和王骏之子王崇祖孙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与开拓,终于形成了“琅邪王氏”这一国内公认的著名郡望.西晋统一后（280）颁布的《户调式》则第—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门阀地主在占田、荫族,荫客诸方面所享有的特权.门阀地主在政治上的特权则是通过对曹魏初期创立的九品官人法的改造而获得的.九品官人法简言之就是朝廷在州郡设置中正,负责将当地人物评为九品（叫“乡品”）,然后由政府根据乡品的高低授予相应的官职.乡品高,做官的起点（又叫起家官）就高,升迁也快；乡品低,做官的起点就低,升迁就慢而且有限.魏初中正品评人物的标准本是家世、才、德三者并重,但由于中正的位置长期为高门大族把持,故越到后来才、德越被忽视,家世越被看重甚至成为唯一标准,到了晋初终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二、门阀制度的发展
西晋时期的门阀制度与以后东晋南朝时期相比,至少有如下区别：一是士庶之别远不如东晋以后那么严格.主要表现为此时寒门地主上升为士族的道路尚未被堵死；士庶之间的交往甚至婚姻也屡见不鲜,不象南朝那样士庶之别严格到了“天隔”的地步.二是西晋士人定品主要是依据父祖官位的高低,到了东晋南朝父祖官位的高低甚至有无官位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远祖在魏普时的官位,即完全凭血统和门第.三是东西晋的政权结构虽都是皇室与门阀贵族的联合统治,但西晋皇权强大,皇族占絶对优势,而东晋皇权弱小,皇族处劣势地位.如东晋初年政治军事实权分別掌握在王导、王敦手中,故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东晋初创时没有设置史官,王导建议立史官,于是典章图书颇具规模.王导辅政元帝时,对官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重视发展教育,设立学校,培养人才,“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王导的上述施政方略,受到后来统治者的注重,多被借鉴与继承.
在王导治理内政的同时, 王敦亦在军事上为维护新生的东晋政权作出了贡献.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江州刺史华轶不受朝廷节制,将其辖地变为独立王国,王敦奉命率众兵将讨之,斩华轶首级,解除了江州对建邺的威胁.其后,荆、湘地区相继发生了王如、杜弢等流民起义,形成了“王如乱北,杜·跨南”的严峻局势.为平定局势,王敦率军前后经过三年大小几十次战斗,终获全胜.由于王敦平定了荆江等州,从而使东晋的势力范围由原辖的长江下游扬州地区扩展到长江中游.由于东晋的建立与发展基本上依赖于琅邪王氏的鼎力支持,故晋元帝曾将其与王导和王敦的关系称之为“管（仲）鲍（叔牙）之交”.时人遂将琅邪王氏与司马氏皇族的关系形容为“王与马,共天下”.
这样一种形势决定了东晋从创建之始就不得不对南北大族采取宽纵政策,结果不仅导致了门阀贵族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特权都进一步有所扩大和巩固,而且造成门阀势力的空前强大.终东晋之愤,先后由王、庾、桓、谢四大家族主宰朝政,不但是王与马,而且是庾与马、谢与马、桓与马共天下.故东晋既是门阀制度髙度发展的时期,又是门阀势力最强大最猖獗的时期.
三、门阀制度的衰落及其消亡
门阀制度越过了自己的鼎盛时期——东晋,进入南朝后便逐渐走向衰落.门阀制度确立士族的政治经済特权,无须立功立事,单凭其高贵的血统便可“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故到了南朝,他们便以不渉世务为“清”,以有才干能办事为“浊”,甚至以立军功为“耻”.无怪乎齐武帝说这些人“不堪经国,睢大读书耳”.到了梁代,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连书也懶做到读了,史称“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镞,则假手陚诗,平时宽衣博带,涂脂抹粉”,“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门阀士族既然“不堪经国”,这就为寒门地主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从而形成“寒人掌机要的局面.
在东晋末年的孙恩起义中,不仅使南北士族的庄园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而且使大批士族受到严惩.义军还打败过东晋的支柱“北府兵”杀死其主将谢琰（谢安子）,从而使士族从此失去了军事领导权.因而这次起义被认力是门阀制度由上升走向衰落的标志.而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史脉起义初期义军“做到隋宫及山东士子皆杀之”.经过这场大扫荡,山东郡姓的实力基本消除,剩下的只是一个空洞的门第,难怪唐太宗要讥焚他们“名忸著于乡闾,身未免于贫贱”了.以上四种因素交错作用的结果,大大削弱了门阀制度的阶级基础与经济基础,使门阀特权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并为集权的加强和新制度的产生扫清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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