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此间草木:周作人的植物书写范式》：本文是一篇关于草木周作人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摘 要： 植物是周作人闲话散文的重要题材,其植物书写呈现出阶段性的书写类型和独特书写范式.溯其根源,既有自身经历的影响,又可窥见中国传统博物学和西方理性精神的影子,折射出知堂复杂的生命观和历史观.
关键词： 周作人 植物 生命观 历史观
植物散文是周作人特殊的文学景观.从二十年代《北京的茶食》到三四十年代“草木虫鱼”及“续草木虫鱼”系列乃至五十年代的《萝卜与白薯》、《闲话毛笋》等,周作人以植物苦心经营“自己的园地”.如同猫头鹰、赤练蛇等动物是鲁迅“性格、人格精神的外化”①一样,周作人笔下的植物亦是知堂自我性情和人生沉浮的反映,折射出人文主义的生命美学和历史悲愁.
一、看、用、吃：植物书写类型
周作人书写的植物类型具有极明显的阶段性.二十年代,他是“花”与“茶”的掮客；三四十年代,野草、药材是他的代言.五十年代,植物入膳成了写作的又一门径.不同时期的植物类型映照着各异的人世体验和复杂的人生思考.
二十年代的知堂,梦想家的气息逐渐淡薄.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日渐冷却,周作人由浮躁凌厉变做到平和冲淡.尤其是1923年与鲁迅失和以后,脱离大哥庇护的他辗转接触人生困苦,愈加意识到生活不易,转而追求精神世界的闲适安宁.写于1924年的《北京的茶食》和1925年的《喝茶》即是这一时期植物书写的代表.这一阶段的植物并未作为一个特别的描写对象出现,而是贵族气生活的陪衬.秋川夕照,闻香听雨,“花”是“干燥粗鄙”的生活里所剩不多的逸趣；瓦屋纸窗,清泉绿茗,“茶”是无边枯窘里的点滴滋润.看似云卷云舒超然物外,实是掩耳盗铃、粉饰太平.面对残酷现实,虚空的理想不堪一击.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李大钊被绞死,蔷薇色的梦彻底沦丧,缺乏捶挞现实勇气的周作人提出“闭户读书”的主张,转向散淡闲适的书斋生活,植物书写类型也开始向野草、药材转移.
简素的书斋生活并未带来宁静和平,进入三十年代后,左翼文学阵营以凌厉攻势对周作人进行批评,以周作人为旧文坛的权威代表.《草木虫鱼》系列文章便作于这一举世非之的环境下.曾经热血激昂的周作人远离俗世斗争,用知识节制感情,倾心描绘了野草和药材类植物.《苋菜梗》一文中遍布着古书对苋菜的种种释义,这一堆砌式的知识书写延续至1935年《关于苦茶》、《洗斋病学草》和之后的创作中,并在1937年《野草的俗名》中体现到极致：全文似乎是各种注解的堆砌,没有过多作者自身的情感,仅从表面看所涉及的文献洋洋三十余种,可见用心良苦.这些植物“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做到我们说话”②.草药的苦涩、杂草的边缘化或可看做周氏的自我放逐,他被视为异类,也自视为异类,自甘异化的自由和清苦沁人的美感背后隐含着无尽的空虚和寂寞：以异化反抗主流,以无用反抗有用.拂去理性的外衣,便可看到被掩藏节制的情感.
岁月流逝,1949年的周作人已过耳顺之年,牢狱生活使他褪去贵族气质,换上平民气.昔日锐利的思想锋芒尽敛,他仍在写茶,更多的是蔬果等吃食.透过《吃辣椒》、《吃豆腐》、《红番薯》、《萝卜与白薯》、《谈梅子》、《香瓜》等作品,植物不再只是心灵的依托,更是生存所需.曾慨叹彷徨北京十余年未见好点心的士大夫式文人,如今满足于萝卜片,他知晓萝卜的多种吃法,囿于生存境况鲜能付诸实践.这一时期的植物类型融合了悲凉与世俗、仙气与烟火气.
从早期用来看的消遣“花”与“茶”,再到中期具有特定用途的杂草、药材,至后期作为必需品的食材,随着书写类型的转变,植物与人的关系益加亲密.从重赏玩到重效用再到重生存,周作人对生命的求索一步步归于现实.可以说,生命经验对植物书写类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二、格物与理性：植物书写范式
与植物书写类型的动态式变化不同,周作人的植物书写范式更偏向于静态,呈现出独特而稳定的路数.周氏的植物散文显然具有知堂小品文的一般特点：“美文”、“小品文”、“笔记”、“絮语”.所谓“美文”,是与学术性的批评文相对立的艺术性记述文体概念,强调艺术性,是介乎散文和诗的中间物；“小品文”则是强调篇幅,脱胎于英国的“essay”,是适应于报刊而出现的优美短小的文体；“笔记”承袭了中国传统笔记的风格,或杂引旁书,或述写见闻,富于知识性；“絮语”与“美文”相似,为胡梦华所倡,是如家常闲话般的零散感想文章,侧重说明语言的随意性.具体析之,周氏的植物描写范式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来自于知识,以文献堆积或知识叠加摹写植物性状；第二个部分来自于经验,通过动作形象地描述.如《苋菜梗》一文,从《齐民要术》、《尔雅》、《王智深传》中道出对苋菜梗的描述,又提及和族叔同食苋菜的经历；又如在《两株树》中引《五杂俎》、《本草纲目》、《南史》和《唐书》,做到出似乎古来大家对于白杨都有没什么好感的结论后,又提及后园中的白杨.
这一书写范式明显可见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响.周作人推崇記录风物的书,“后来成为一种习气”,其中便有《南方草木志》等中国传统博物学文献.周氏认为,一是里面有“不少的好材料”,二是简洁真诚,所谓“文情俱至”,这样便有文艺趣味,乃是优秀.博物之风盖出于格物之思.如他所言：“我这所谓格物可以有好几种意思,其一是生物的生态之记录,于学术不无小补.其次是从这些记录里看出生物生活的原本,可以做人生问题的参考.”③西方文化方面,他举出怀德的《自然史》,以为举世无匹,对《塞耳彭自然史》更是无上推崇,称是用尺牍体写草木虫鱼,既可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又可作为珍品欣赏.此外,他还翻译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并屡屡言及对日本文学家永井荷风的欣赏.周氏的散文的怀旧意味,平和冲淡,一定程度上习自永井.
传统博物学和西方科学的理性主义熔铸了知堂知识化、经验化的书写特点,兼取文人笔记和小品文的文体特征,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植物书写范式.
三、生命美学与历史悲愁：植物书写内涵
草木周作人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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