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债转股推还是不推》：本文关于债转股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在实体经济增长面临严峻形势,金融业发展遭遇“寒冬”之际,国内银行业部分资产质量迅速恶化,整体不良率显著提升,尤其是在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效益急转直下甚至持续亏损行业,银行投放在此的资产质量不良程度尤其突出,成为拖累银行业稳健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出于防范系统性风险,并帮助实体经济增强发展动力等综合考虑,十七年前曾经实行过的“债转股”作为缓解当前实体经济和金融运行困难的尝试措施之一被再度试探提出,虽然尚没有明确和权威的决策性文件颁布,但“债转股”的提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激烈讨论.一方面显示出各方对经济金融政策的慎重,另一方面也从层面反映了当前有效助推经济金融发展措施的难度和缺乏.要兼顾短期和长远综合考虑,在经济金融运行极度复杂和“牵一发而动全身”形势下,经济运行管理难度不断增大,任何政策的推出都需要充分论证和谨慎推行,“债转股”也是如此.
“债转股”不得不提?
2016年3月,以“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的形式,国内媒体披露了“中国央行将允许商业银行将企业的不良贷款置换为股权,此举意在帮助银行抑制正在上升的不良资产率.中国拟出台的全新的债转股方案文件,将由国务院特批,以突破商业银行法限制”.由此,“债转股”话题被迅速关注,并在“若中国央行允许商业银 行将不良贷款置换为股权的传闻属实”的假设下,各方市场主体热烈讨论.而在此之前,中国最大民营造船厂熔盛重工（现更名为华荣能源）公告拟向债权人发行最多171亿股股票（向22家债权银行发行141亿股,向1000家供应商债权人发行30亿股）,以抵消171亿元债务,若此次债转股完成后,熔盛重工最大债权人中国银行将变成其最大股东.银行成为企业最大股东,一时似成为此次“债转股”消息的重要印证.此后,政府及监管层面表示“债转股还在研究之中”以及“可通过市场化债转股方式逐步降低企业杠杆率”“探索用市场化办法进行债转股”,并有媒体称“国开行人士透露,首批债转股规模为1万亿元,将在3年或更短时间内完成,其中国开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已入选第一批试点”.“债转股”的讨论热度一时风头无两.但随后,在人民日报5月9日刊发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一文中,发表了对“债转股”话题的一种看法,提到：对那些确实无法救的企业,该关闭的就坚决关闭,该破产的要依法破产,不要动辄搞“债转股”,不要搞“拉郎配”式重组,那样成本太高,自欺欺人,早晚是个大包袱.该文对“债转股”的看法成为当前对此问题讨论的重要观点之一,引发了后续的普遍关注,对“债转股”的后续推进、变化或落实提出了一种谨慎而理性的声音.
技术更新易,政策创新难.在经济持续上升周期,调控和助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犹如顺水推舟,很容易被提出并取得较好的效果,当然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是也需要在政策组合中添加逆周期工具,以防范过度的乐观情绪过多、过快滋生风险.而在经济下行期,止跌、扭转、恢复和提升经济发展的措施往往较难提出、较难短期见效以及较难最小化伴生的 效果.“债转股”作为上世纪国内曾经运用过的不良资产处置措施,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国有企业脱困以及后续银行业的整体改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现在看来较为成功的经济政策措施之一,因而此次“债转股”的提出具有了旧事重提的意味,只不过当下的经济金融环境和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环境已有天壤之别,“时过境迁”,除非在此次“债转股”中提出新的核心模式,否则照搬上次的运作方式将难以起到较好效果.
当前,实体经济增速下滑、后续增长乏力,产能过剩、杠杆过高以及结构性问题突出,地方政府性债务、财政金融风险一直未找到较好的化解出口.在此情况下,去产能、去杠杆、调结构,以及真正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直十分突出且成为政策着力解决方向,供给侧改革作为重要政策被提出,但在实际运行中,鉴于复杂经济金融形势,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措施并未满足改革和发展需要,换句话说,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箱”还未有效打开.
银行业作为国内金融体系核心,事关金融体系稳定,其稳健至关重要,但在持续的资产质量恶化和不良率飙升侵蚀银行业稳健运行基础形势下,银行业不良资产亟待化解.为化解不良资产,诸多措施被提出或在酝酿,如调降拨备覆盖率、重启不良资产证券化、规范AMC不良资产收购业务、谨慎管理银行资产出表渠道等.以上措施中,除不良资产证券化重启外,更多是从被动管理角度管理不良,并未有效转移或化解风险,而不良资产证券化囿于种种限制,对银行不良资产的消化能力有限——这点是普遍市场共识.在此形势下,银行“债转股”似乎成为能够发现的少数可以帮助缓解当前问题的重要措施,又或者是不得不提出的次优选择?最终是否真正推进“债转股”以及如何推进?还需要充分论证和准备.
“债转股”主要障碍
在当前有效化解银行不良、降低实体经济债务负担并保持金融体系风险可能缺乏有效措施情况下,如果“债转股”被纳入“政策箱”,即便会带来一定副作用,也似乎值得一试.在此次“债转股”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围绕这一话题的讨论和争论众多,主要的集中观点也相对统一,普遍认为“债转股”需要谨慎论证和充分准备.“债转股”作为普遍认可的债务问题处理方式,一则其他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采用过,二则曾作为在国内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债务问题方式,三则似乎是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可以“冒险”一试的最后措施之一.在讨论层面,此次“债转股”的落地需要*主要几个障碍.
一是“债转股”的核心目标应明确.上世纪90年代末期提出的“债转股”,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国有企业解决困难,彼时国有企业多为政府独资,“债转股”由政府层面推进并得到财政支持,在此过程中,政府兼顾中国式AMC公司和运行模式的建立和尝试,主要由政府主导,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中国银行业彼时不良债权的收购为银行业优化报表、甩掉不良资产包袱发挥了作用,至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仍持有不少当时承接的债权.在此次经济发展遭遇困难阶段,实体企业信用风险造成银行业不良资产快速增加,2014年后,诸多银行通过调息、调还款计划、借新还旧和重组等方式,一方面延缓账面不良,另一方面希望以时间换空间实现债权安全,但两年多来实体经济运行依然困难并预期仍会持续,银行业压力巨大,实体企业也在被债务催收中焦头烂额.然而银行方面,对“债转股”的兴趣不大,甚至宁愿诉讼也不愿接管企业；企业方面,如果预期持续悲观,对“债转股”的接受度会逐步提高,毕竟经营乏术最坏结果也是破产.由此,提出“债转股”的核心目标到底为何?是化解银行不良还是减轻企业经营困难?抑或从宏观层面统筹兼顾?政策目标、市场目标和落地目标间能否统一关系到政策的执行效果,目前看来,“债转股”中缓解银行不良、减轻企业压力抑或其他层面目标孰是孰不是,以及孰更重要还没有达成共识,没有核心目标政策决策便会缺乏坚定的立场和出发点.
债转股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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