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环境政治学视野下的雾霾之困》：这篇雾霾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十八大”报告关于“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阐述,不仅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未来蓝图的愿景描绘,更是党和政府向人民群众所作出的庄严政治承诺和面向全国各族人民的绿色政治动员.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建设“美丽中国”还是实现绿色“中国梦”,都需要我们全民上下基于一种崭新政治认知与政治共识的切实行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应只是关涉少部分人的道德高尚举止,而且必须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与正当行为.在笔者看来,对这一点的最好注脚就是因2013年春节前后肆虐华东大部分地区的严重雾霾而迅速升温的大众“呼吸关切”.只是这种“雾霾政治学”所包含的哲理或意蕴要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理解,值得更充分的讨论.
(一)
毋庸置疑,雾霾在当今中国已远非只是由于工业生产（尤其是能源和原材料的低效利用）和居民消费（比如私家车）等造成的大气污染,即一种有害人体健康的物理与化学现象,还同时呈现为敏感的社会民生问题和发展问题.作为一种社会民生问题,频繁发生的严重污染甚至毒化的天气,已经在明显影响着相关区域特别是大中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并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围内造成了一种公众的“呼吸关切”.网上广泛传播的各种戏说调侃尽管有些言辞尖刻,但归根结底反映的还是人民群众对于自身环境权益的申辩和吁求.作为一种发展问题,越来越多的公众相信,当今中国的环境难题是由发展的阶段性、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共同造成的,也就是一种“发展（本身的）问题”,不能再简单凭借一句“发展中的问题只能依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加以辩护.1可以明确的是,发展本身并不是目的,更不能简化为经济单向度甚至是GDP指标的扩张扩大,而是应服务服从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公正改善；同样,经济增长有着自然生态环境承载容限意义上的边界,我们绝不能长期无视这种界限.雾霾频发以及积重难返的江河湖海污染和土壤污染,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于狭隘而粗俗的发展观念或举措产生了焦虑或质疑——如果都不能做到“自由的呼吸”,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换句话说,“发展是硬道理”固然没有错,但“有尊严的呼吸”显然是更硬的道理,因为它关乎我们及子孙后代的生存.
雾霾现象作为单纯的环境难题本身并不一定构成政治议题和政治活动,但当它同时成为社会民生问题与发展问题并为公众所主动意识到时,则几乎肯定会演变为一种现实政治,而这正是当下中国所悄然发生着的变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公众倾向于从环境权益和环境参与权利的角度来理解环境难题的性质、成因与解决出路,从而溢生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与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遭遇的日益严峻的资源与环境瓶颈约束,也迫使党和政府必须采取一种具有明确环境*与生态文明意涵的发展新思维,从而构成一种日渐强大的倒逼式动力.2正因为如此,可以说,如今的“雾霾议题”及其应对已经演变为一种鲜活生动的“环境政治”.
与我们传统理解的政治不同,“雾霾政治”并不等同于政府（执政党）政治或自上而下的权力政治.事实上,像其他环境难题一样,“雾霾之困”的有效将同时取决于如下三个层面上的主体行动：党和政府、企业、个体.其一,党和政府的领导性角色.从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与贯彻实施,到人、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规划与战略部署,甚至到环境友好企业和生态个体的培育,都离不开一个强权而高效的“环境国家”.但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多年来被新自由主义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奉为铁律的“小政府、大社会”似乎并不适用于生态环境议题领域,相反,环境权益与公共产品保障正日益成为国家职权扩张的“话语理由”（或可称之为公民与国家之间不断扩展着的“绿色契约”3）；另一方面,绝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党和政府的强制性权力行使本身或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便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环境难题,包括雾霾或交通拥堵.
其二,企业的主动性角色.从表面上看,过多而密集的高消耗重污染工业企业,至少在现阶段是我国东部地区严重雾霾现象的主因（三大三角洲地区是全国污染物排放平均水平的5倍）,而真正令人忧虑的则是无原则追逐利润背后垄断性的“资本霸权”或“资本逻辑”.但是,环境*层面上的谴责与批判代替不了积极出路的探寻.依据“生态现代化”思维与战略1,“雾霾之困”的之道是造就一大批代表着中国（世界）未来的绿色企业,从而使工商业从被动的“生态环境破坏者”变成主动的“可持续发展友好伙伴”,而这样一种“华丽转身”的实现,离不开强大的“环境国家”和生态自觉的环境公民社会.
其三,个体的主人翁角色.研究表明2,北京等大城市中雾霾气体或颗粒的贡献率超过1/4来自个体消费.而随着我国逐渐进入一个以内需为主的大众消费社会,可以想见,个体消费对于雾霾天气和其他环境难题的影响还会进一步加大.这意味着,离开个体消费理念与风格的实质性绿化,包括雾霾在内的环境难题恐怕很难得到有效解决.正因为如此,欧美学者往往将环境政治称为“私生活政治”（相对于公共领域政治）或“个人政治”（相对于集体政治）3.也就是说,与传统政治不同的是,环境政治的重要指向或“战场”是个体价值观念与生活风格的“深绿”转变,或者说从“资本主义消费世界的汪洋大海”中的渐趋超越和脱离.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环境公民”概念在欧美国家中的一种更主流性阐释是公民（尤其是作为地球和世界公民）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4,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环境权益与权利.
至少从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撇开其他方面的诸多影响因素不论（比如产业转移和科技进步）,一种相对有效或成功的环境政治有赖于上述三个方面要素的有机结合：政府积极引导、企业热情跟进、个体主动参与.正因为如此,包括英国20世纪50年代“伦敦雾”在内的诸多严重环境污染难题,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后得到了初步克服.反观我国面临着的“雾霾之困”,“十八大”报告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宣示和国务院随后推出的重大举措,可以理解为党和政府层面上的“主动应战”,但同样极具挑战性的是,我们如何才能切实促成企业和个体层面上的实质性响应与跟进?客观而言,这方面还存在太多的制度性、机制性难题有待,比如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培育引领和对严重畸形化的大众消费文化的规约疏导.鉴于我们独特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党和政府在这些方面无疑担负着不容推卸的设计、引领与践行职责.“勿让雾霾遮望眼”,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政府、企业、个体”之间形成一种历史性合力之前,目前已变得颇为棘手的“雾霾之困”很难真正转化成中国发展升级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契机,过度依赖政府的行政命令或简单指责个体消费的非理性都是片面之举.
(二)
如果上述所论成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读与评价过去一年多的“雾霾政治”呢?一方面,不断蔓延与常态化的雾霾天气正在更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传媒舆论和政治氛围,或者说,“雾霾中国”已成为最具大众动员潜能的民生政治议题.如果说2013年10月下旬的那场严重雾霾天气彻底改变了雾霾的京津冀或华东的区域性标签,那么,2014年2月下旬的北京雾霾天气,则在范围、持续时间和强度等方面创下了新的纪录（连续四天达到了北京市的橙色预警级别）.与毫无生机可言的一座座城市相并行的,是一种全社会——从官府到百姓——的“灰色”心态：我们究竟何时和如何才能告别这挥之不去的“雾霾”?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我们应从雾霾中看到什么（虽然网友常说的是很难看清什么,比如北京的电视台新大楼或天安门城楼）,又能够做什么?
雾霾论文参考资料：
结论：环境政治学视野下的雾霾之困为适合雾霾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雾霾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