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易经:从鬼谋到人谋》：本论文可用于易经论文范文参考下载，易经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摘 要]“鬼谋”、“人谋”之语出自《周易·系辞下》.“鬼谋”之义,系占问于鬼神以求决疑定谋.关于《周易》的性质,历史上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周易》是筮占之书,一派认为《周易》是说理之书.实则,《易经》作为中国文化元典之一,是一部系统模拟、效法“世界之理”的书,重卦形式是它的理论模型.每一卦一个主题,由卦爻辞的显性语言与易卦结构的隐性语言相结合,构成六十四篇阐释“世界之理”的精悍短文,立论通达,逻辑严整,面面俱到,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道德的教诫.整部著作完全是“纯理性”的分析,其中没有任何“天启”或“神意’’的成分.故此书乃是“人谋”之书,而绝非“鬼谋”之书.在这个意义上,周人的《易经》文化相对于殷人的卜筮文化而言,是一次理性的飞跃发展.
[关键词]易经；“鬼谋”、“人谋”；筮占之书、说理之书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1)05－0014－10
《周易》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当这些要素全部具备后始形成完整的《易经》.《易传》(十翼)晚出,学者将其合并到原来的《周易》之中,而仍用《周易》旧名.本文所论,只涉及《周易》的卦名和卦、爻辞部分,故直称之为《易经》.
本文所谓“鬼谋”、“人谋”是借用《周易·系辞下》的话：“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而王夫之则说：“圣人作《易》,以鬼谋助人谋之不逮.”“鬼谋”之义,系占问于鬼神以求决疑定谋.上古占问鬼神的方式通常是龟卜和筮占两种.龟h的道具是龟甲,筮占的道具是蓍草.《周易·系辞上》说：“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曁曁者,莫大乎蓍、龟.”刘向说：“龟千岁而灵,蓍百年而神,以其长久,故能辨吉凶.”古人视蓍草和龟为神灵之物,故以其为媒介,通过“灼龟而卜,揲蓍而筮”的方式,与天地鬼神相沟通.
对于《易经》,历史上一直存在两种看法,一认为它是“占筮之书”,一认为它是“说理之书”.两种意见久争不决.今天我们也许应该重新认识：《易经》到底是“占筮之书”,还是“说理之书”?
笔者在现实中发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它实际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客观层面.《易经》本身在实际的历史上是为筮占的目的而编作的,还是为说理的目的而编作的?在我们看来,如果《易经》是为筮占的目的而编作的,那就会像李镜池那样,承认卦爻辞中的一些词句是不相连属的.如果说《易经》是为说理的目的而编作的,那就有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作者利用旧有的卦爻形式来说理,另一方面它之用于占筮乃是被人利用而已.
二是今日研究者的主观层面.你是相信鬼神和命运的存在,从而承认“鬼谋”的合理性,并进而肯定《易经》作为“占筮之书”的灵验而信奉之,还是不相信鬼神、命运的存在,从而不承认“鬼谋”的合理性,并由此确定自己的评价标准：“占筮之书”在今天并无价值可言,只有“说理之书”方有价值可言.而直到现代社会的今天,人们(包括学者)对于鬼神、命运的看法还颇为“两极化”,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各说各话,几乎无法交集.有鉴于这牵涉信仰的问题,我们应该容许大家各有自己的空间.所以不在这个层面上讨论问题.
本文的观点在于,商代、周初之人重视“鬼谋”,卜、筮兼用,更重龟卜.周初三《易》并用,那时三《易》(《连山》、《归藏》、《周易》)最多只有卦辞,尚无爻辞.这时的《周易》尚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巫书.而自《周易》被系以爻辞之后,它便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易经》爻辞,的系定,不仅标志完整的《易经》的正式形成,更显示为它已变成一部结构化的“说理之书”,用以系统模拟、反映“世界之理”.因而由周初之《易》到《易经》的正式形成,可以视之为一种从“鬼谋”到“人谋”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周人的《易经》文化相对于殷人的卜筮文化而言,是一次理性的飞跃发展.
一、西周的文化背景与《易经》的形成
殷商重龟卜,亦兼用筮占,此风至周初亦然.周初之人凡遇重大事件仍以龟卜为主.《易经》虽然可能为西周人的作品,但在传世文献中,我们尚未发现西周人引用《易经》卦爻辞的材料.
武王灭商后,曾访伺商朝遗臣、纣王的叔父箕子,箕子向他介绍了殷商的政治文化经验,这就是《尚书》中的《洪范》篇.“洪范”,意谓大法.“洪范”九畴,其第七个方面为“稽疑”：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
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这是传世文献关于殷商卜筮制度的最早记录.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殷商文化有尊神尚鬼的传统,凡事有疑即占问天地鬼神.所谓“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是说卜筮已经成为当时的王官制度之一.
第二,商代贞问虽以龟卜方式为主,但亦同时采用了筮占的方式.这就是说,“揲蓍而筮”并不是周人的发明,它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了.所谓“日雨、日霁、日蒙、日驿、日克、日贞、日悔”,是合并龟兆与卦象而言.前五项讲龟兆的种类,后二项是讲别卦(六十四卦)中的内卦和外卦.既然内卦和外卦的卦象可以同五种龟兆等同平列,那就等于说,商代的筮法可能尚停留在较初级的阶段,还没有细化到“爻”的层面,自然也还没有爻辞.此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即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此种情况也应该只是在卦辞方面进行比较,还没有证据表明此时已有爻辞.
第三,在有“人谋”、“鬼谋”同时参与的情况下,“鬼谋”始终几乎占有决定性的因素,此点,从下表中看得更清楚：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凡是龟卜和筮占显示为吉,而有王、卿士、庶民三者之一方赞同者,最终为吉.若王、卿士、庶民三者的意见一致,而与龟卜和筮占的结果相违,那就不能付诸实施.
周人早期的卜筮制度,与殷商似无大异.首先,箕子《洪范》的思想是被周人接受,并作为《尚书》的重要篇章传习于国学的.从《尚书》的其他篇章看,周初凡有大事需要贞问鬼神,皆采用龟卜的方式.
《尚书·金滕》篇记载,武王于“克商二年,有疾弗豫”,周公为之祝祷,愿以身代之,并为之龟卜.“乃卜三龟,一习吉.启菕见书,乃并是吉”.这里的“习”,是“因”的意思.这段话意思是说,当时采用三种兆法进行龟卜,先卜夏兆,夏之兆法表现为吉,次卜商兆,商之兆法因之,又表现为吉.次卜周兆,周之兆法因之,也表现为吉.卜人未见占书时,已知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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