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唐君毅对王船山诗学观念疏释》：这篇王船山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摘 要：
王船山的气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诗学和气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了解气论,就很难深刻把握中国诗学的精粹要义之所在.从这个角度,唐君毅疏释船山的气论,探索气论哲学美学的基本内涵,把握气论和中国诗学其它概念的联结点,这对于认识中国诗学的特色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唐君毅 ；船山诗学 ； 气论 ； 疏释
中图分类号： B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028-04
唐君毅是一位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精神的现代新儒家,毕生充满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他认为文化的核心在于道德理想的建立,一切伟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必然首先肯定人的生命内在价值信念.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一书中讨论了王船山的哲学,包括王船山的天道论、人性论、人道论和文化哲学论.他认为王氏著书四十年,经史子集无不赅及,学问通达甚广,精神垂注久远,“其精神所涵润者,实在中国文化之全体.秦汉以还,朱子以外,更无第二人足以相拟.”[1] 唐君毅对王船山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贡献给以高度评价.在评价王船山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唐君毅对王船山在诗学方面的成就,也给予同情的理解和独到的阐发.
一、“船山重气而表现才情之诗乐”
在中国思想史上,王船山作为明末清初的大儒,强调道德意志的目的性融为自然,人必从融化于道德意义中的自然里汲取诗意.这就形成了以“内圣之学”为尺度的船山诗学.唐君毅重点疏释了船山“礼、诗、乐”的诗学观念.
唐君毅确认“船山重气而表现才情之诗乐”.[2] 从哲学史看,船山把道德理性作为身和物的主宰,而此主宰的背后是“气”,这种“气”是人心根本之性和自然形色之气,真实无妄.诗乐就是人的才情（气）的表现.为什么诗乐在礼仪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呢?唐氏的答案是,“盖诗之意义和韵律,和乐之节奏,固皆表现吾心之理”.然而,人们如果只是理在心而欲显理,还不足以构成诗乐.更重要的是,人类须要既显理又达情,方有诗乐.“盖情原于心有所期,有所志而又和具象会.心之有所期、有所志,原于性,而性即心之理,故诗乐兼达情和显理.”[3] 诗乐创作的过程是,创作者“达情”,借具象之境,以表现内在的情志.作者把情志表现于形色之中,使之融合,需要才情.才情运作,形成诗乐.而才情皆由“气”产生.唐君毅认为,谈论诗乐,必须一开始就要扣住“气”,这样才能揭示诗乐的底蕴.
船山的诗论中,诗言志、诗达情的言说随处有之.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关于诗人主体心性和客体之物相融相通之论述：“天地之际,新故之迹,荣乐之观,流止之几,欣厌之色,形于吾身之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以内者,心也.相值而相取,几为通,而勃然和矣.”[4] 唐君毅认为船山揭示了一条重要的诗学原则,即诗乐是源于自然的诗人之情和心中久蓄之志相触相融的产物.
唐君毅发现船山诗论不仅仅停留在言志、达情的层面,而且走向纵深,触及诗美创造的要素：余情.“情而求达,必有余情.没有余情,何求达情.故船山贵余情.余情者,感于物而动,物去而吾之充沛之气有余,仍有所系,而有之情之自动自发,不可自己者也.故余情不生自外境,而生自内心.”[5] 余情,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及其表现,用船山的话来说,这是道的外现,“道生于余心,心生于余力,力生于余情.故于求道有余,不如其有余情也.”[6]而达情之诗之所以可贵,也正在其能表现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之余情.达情之诗的价值在于凸显了道德理性.船山标明达情之诗之作用,在于使人情相感通而仁慈,使情达而顺畅,并贯通形上和形下.
船山提出一个重要的诗学观念：“诗者,幽明之际者也.视而不可见之色,听而不可闻之声,搏而不可得之象.霏微蜿蜒,漠而灵,虚而实,天之命也,人之神也.命以心通,神以心栖.诗者,象其心者也.”[7]这段话包含了独到的诗学见解.那么,诗何以为幽明之际呢?唐君毅作了阐释：诗的在场部分（明）,是诗必有文字声音.文字声音是现实世界的媒介.但诗的不在场部分（幽）,是字里行间包含的意义和意象,靠读者以心体味.从创作的发生到作品的欣赏,人们将经历幽明交替的情形.诗歌的意象是诗人情景交融的具象表现（幽——明）,是诗人内在情感和理想的表现（幽——明）.而读者面对诗歌作品,欣赏意象（明——幽）,又是一种情景之交融（明——幽）.意象既表现于形色（明）,则人又可于情景双忘（幽）,“由意象和形色双忘,而诗之境乃即实即虚,即虚即实,形下即形上,形上即形下之境也.”[8]唐氏认为,从原始宗教和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来就,形下则通于人,形上则可通鬼神,因此祭祀不能无诗乐,船山把宇宙看成“虚灵的时空合一体”,里面氤氲着诗的体验.
唐君毅注意到船山论乐时从达情方面考虑的,乐比起诗来,达情更直接,乐纯以声音抒情,“乐者,神之所依,人之所成.等希微之通,通之以音.霏微蜿蜒,嗟吁唱叹,而和神通理.”[9]礼乐同样是人由形下而接触形上.在这个意义上,唐君毅指出古人“立于礼”,必须要依靠“成于乐”,方能成立.船山昭示乐之大用,也是为了彰显先儒的礼义.乐和礼,都是属于全气皆理,全气皆心,上达天德的文化行为,乃可以彻乎幽明而通神.
最后,唐君毅辨析了诗、礼、乐三者相异而相通之关系：“礼以显理于行,诗乐皆以达情.惟诗言志以达情而有文字.志向依心之理而立,文字有意义.乐则春以声音达情和志向,声入心通,而可不用文字.礼则以身体行为为践理.此三者之异也.然有诗有文字,而有音律,则通乎乐.乐有容则通乎礼.礼必有主宰此身物之志向,则通乎诗.”[10]因此,兴于诗而志定,立于礼而行成,成于乐而能通神.
二、船山气论诗学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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