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主流电影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表达》：这篇民族国家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神话学大师坎贝尔坚持“单一神话”的信念,相信神话事实上不过是一个“元神话”,一切神话都是同一个神话的展现,暗含着普遍性的自我转化.因此,神话是一种象征,一个隐喻,它通过“诸神大变形”对应、创造着一切时代的神话愿景,将之置于永恒的神话起源带里.“在这个起源带里,用来表达不变真理的那些隐喻将会获得重构,以符合我们时代的需要,而从它们那里,我们也将获得勇气,‘欢欢喜喜参与世间的愁苦’.”[1]以之考察中国主流电影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表述,其在整体性上建构出来的“绝地天通”的本体精神与质性内涵,与神话有着某种强烈的母题暗合.更无须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主流电影所情有独钟的,同时也为中国革命史大书特写绽放悲情光芒的烈士精神,在发生学和动力学上与神话精神的潜在暗合.纵观中国电影的历史,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国防电影、抗战电影、战后进步电影,到“十七年时期”革命英雄题材电影、新时期主旋律电影、新世纪主流电影,在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表达上,其影像叙事的所指,比任何一种表达艺术或历史本身都更富象征意味地通向神话,具有神话学的精神要义.
一、“绝地天通”神话与现代民族国家
“绝地天通”神话可见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神话体系中,说的是古时候人与神可以相互往来,人民安居乐业,不知老死,不知劳苦,神可以自由降临人间,与人婚配,人类也可以上天,可谓天地同一,人神杂糅.后来由于人类礼仪的过失或争端杀戮,天神断绝了天地的通路,从此人神阻隔,神居于天,人只能在地上生活,为食物而劳作.汉籍文献记载楚人祖神重黎奉颛顼之命,以神的权威惩治苗民的和杀戮无辜,“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2],自此天地断绝,苗民永不做到入天界.在传统观念里,“绝地天通”乃是尧舜的丰功伟业,天地相分人神不扰,使天地做到以有序化、规范化,人心做到以矫正,制度做到以确立.神话总是某一个具体时代思想观念的折射和反映,正如颛顼命重黎断地天通、彝族“天地津梁断”神话,其所反映的是古代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部族之间相争、征服、统治的历史事实.“人神异业”“人神不杂”是远古“人神杂糅”时代的一种理想,天地人神的分别通过绝地天通神话做到到勾画.古人从自己所处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出发,将历史进行乱世（人神杂糅）和治世（人神异业）的划分,而绝地天通则是从乱世到治世的建构时期.“绝地天通”落实到具体的时代觀念中,其核心即是治乱,建立统治秩序问题,“民神不杂”“有分别相”是为有序,是为“治”；“民神杂糅”“无分别相”是为无序,是为“乱”,礼乐制度的逐步建构正是这种治世观念的宏观体现.“有分别相”指向的不仅是天地之别、神人之别,更是君臣之别、父子之别、夫妻之别、上下之别等等.可见,通过绝地天通神话的建构,观念世界实现了向客观世界的转化,“礼以别异”的礼制中国获得了神话学意义上的正当性.
神话与哲学、象征的关系,古希腊时期便做到以确认,亚里士多德等人将神话视为哲学先启,称“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3],将哲学与神学两词混用.黑格尔也认为,古人用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创造神话,表达最深刻的内心生活,还没有把抽象的普遍观念和具体的形象分割开来,但抽象的普遍观念已经寓于其中,他坚信神话作为象征和启示的功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在象征维度上映现出典型的神话精神,可视为仙乡乐园神话与绝地天通神话的融合.中国式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固然是受激于殖义,追求主权独立、民族认同,但复兴三代之治,回归礼乐传统一直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孔子在《论语》中称赞夏商周三代“直道而行”,孟子更是言必称三代,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惟三代之治可行”,刘师培认为三代是中国历史上君民共主的时代,康有为更是请求变法“上师尧舜三代”,中国“治强”才指日可待.三代之治恰如神话中的仙乡乐园,原始的神话乐园由于人类的叛神或诸神的斗争或宇宙洪水等灾难,导致乐园丧失,最后历经艰辛重建乐园.中华帝国经历几千年专制劫难,更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将作为理想社会典范的三代的圣明政治纳入民族-国家建设的愿景,是顺理成章的事.正如汪晖的判断：“欧洲殖义促使中国向民族—国家的方向转化,但这一过程是以帝国遗产为历史前提,同时又是通过恢复帝国的历史遗产和视野的方式展现出来.”[4]因此,中国在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回眸憧憬仙乡乐园般的三代之治,寻求君民共主的清明政治,构成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传统视野.
仙乡乐园神话作为一种“原型回归”的神话类型,隐含的是中国古代人的圆形时间观念.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虽然暗含对礼乐传统的向往,但其内在本质却是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和进步论.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冲击之下爆发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也由此才被提出来,因此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首要诉求就表现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表现为将传统中国转化为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以及对西方自由、平等、共和等价值观的吸纳.在中国式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救亡与启蒙占据了双重显赫的位置.启蒙意味着反封建主义、家族主义,追求、自由、平等；救亡则意味着反帝国主义,争取民族与国家的独立.在对血肉铸就自由,铸就现代民族国家这一认识上,启蒙主义者也毫不犹豫地宣称：“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点一滴的血汗换来的等”[5]随着民族危机与现实斗争的加剧,救亡主题获得无可置疑的权威性,“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6].
梁启超将领土、人民、主权理解为现代民族国家所应具备的三大要素；孙中山称“自然力造成民族”“霸道力造成国家”[7]；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在西安事变后也不得不表示：“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暴敌,挽救危亡.”[8]因此,中国式民族国家首先是将自我界定在与外部的关系上,以民族国家认同、主权、关税、清晰的边界作为自我的标志,具有强烈的外部异质化倾向.暴力、革命不仅革了传统的命,也革了现代性的命.难怪有学者认为中国革命并没有创建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因为这个民族国家无现代性可言.它更像是一个绝地天通神话,以斩钉截铁的武力、暴力、革命阻断过去,试图建立一个“古今异业”“有分别相”的“治世”.如果说绝地天通神话与传统中国的对应是“礼以别异”,与现代民族中国的对应则是主权、独立、自由、平等等新秩序、新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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