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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古代极富“中国特色”的一种教育机构和制度,其教育宗旨、理念、旨趣、形式、方法等均有值得今日大学所宜思味、汲取者.
所謂师道,首先涉及“道”的问题.在儒家的传统学者中,从唐朝韩愈以来,就有一种所謂“道统”的意识和执著,其《原道》等文章首揭“道统”之义,以抗衡佛道二教,并为后来宋儒所踵继,而朱子更是将韩愈所謂的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孟一脉相承之道标举为“道统”.用今天的话来说,我想可以将其定义为儒家学者历代所推崇、遵信并身体力行的仁义孝悌等学说和主张,“道统”就是历代儒家学者所致力于儒家正统、正宗学说研究和恢弘的前仆后继、薪火相传,当然究竟谁在这历史长河中算得上是“道统”中的一员乃至嫡传,儒者自身也有见仁见智的不同意见,自承程朱一派上接孔孟道统的朱熹等宋儒把韩愈区别于此道统之外,即是最显著的说明.
“道统”的概念和使用似乎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我在给学生上《儒家文化》专业选修课时,讲到唐宋之际的“道统”,花了较多时间,学生似乎仍对此恍恍惚惚、不置可否.这也难怪,从小未尝浸染于传统文化典籍和氛围中的80后、90后们,包括我这70后乃至往上的60后,对此“玄奥”的“道统”充满疑问和困惑也是正常的,虽然现在有学者疾呼需要人文学者或传统文化研究者重拾“道统”意识,但显然不是短时间可以立竿见影的.
如此,我们不妨再来看“师道”,它是为人师者之道,也可謂为人师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如果你认同了上述所说的儒家“道统”之道,那么我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为人师者的身上,同样也含有这儒家“道统”之道的意味,它或许不必如学者那般斤斤计较,但在一些学者兼人师的身上,始终是那么强烈、浓厚地呈现并感染着授业者、听讲者.这一“师道”,也和唐代的韩愈有关,其《师说》开篇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摆在第一位的“传道”,所传即可謂“师道”,这远非我们今天普通学校所说的“教书育人”中一般意义的道德教育.虽然道德教育自是这“师道”中极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更应该包括立志、修身、养性、涵咏等在内的对于学术文化、国家人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宋儒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或许最为近之吧！
明乎此,我们再来看中国古代书院教书育人中的“师道”,联系当下国内中小学特别是“师道”流失已久的高校,应该说是可以有所感触、有所体悟的.
宋儒朱子白鹿洞书院及其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世、接物之要的学规,所体现的儒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思想自不必说,就是晚清以降,传统社会末期一些士大夫所创办的书院,其中的“师道”意味亦可圈可点.比如世人仰望的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其祖父陈宝箴在光绪六年(1880年),任河南省河北道员,创致用精舍,“河北风趋为一变”(陈三立语).光绪八年(1882年),陈宝箴擢浙江按察使,其离任前,即取所为《致用精舍记》《致用精舍学规》(《说学》诸篇汇刊之,“以稔后之君子及诸生之造于学者”,正可见其心思之所倾注,而謂：“河北山川轮郁,贤豪之所代钟,殆将有瑰玮卓荦之士,明体达用,出而经纬天地、弥纶万变者乎?苟子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笃之,培之,扩之,充之,以俟君子.”
今欲有所申论者,为《致用精舍学规》中之第四条,全文如下：
一、成德成材,本属一贯,后人歧而视之,遂致学术不古.肄业诸生,或文才可观,而于孝弟本原上不能尽职,虽有一切聪明才辨,适足以成为小人而已.孔子謂：“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长.”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庭闱多阙,则异日之致君可知.故《大学》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其有内行肫笃而于经世大务荒秽不治,但取浅近语录奉为师资,则亦不足以成大器.精舍之设,原欲合体用为一,为国家树千百孝子忠臣、贤相良将,所以望诸生者厚矣.山长于考察课程外,咨访诸生平日所以事亲事长之道,如内行不敦,斯宫墙有玷,即不得士礼相待.诸生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段文字,具论孝悌本原,宜加注意：首先,《致用精舍学规》凡十五条,论及诵习经史、旁览天算、存录日记、戒骄矜、免争心、师弟情义、谒圣拜师等诸多方面,然而专门阐论道德、申明孝悌,唯此一条,足见宝箴之看重.其次,“山长于考察课程外,咨访诸生平日所以事亲事长之道,如内行不敦,斯宫墙有玷,即不得士礼相待”,此一方面；另一方面亦当注意,陈宝箴并非唯孝悌而不及其他,其先曰“于孝弟本原上不能尽职,虽有一切聪明才辨,适足以成为小人而已”,后则曰“其有内行肫笃而于经世大务荒秽不治,但取浅近语录奉为师资,则亦不足以成大器”,足证其于道德、学问之“道”(孝道等品行)和“学”(经史等学术才干)或说“德”和“才”并不偏废一端,而是合乎传统倡导的“道德学问,打成一片”,也就是陈宝箴所謂的“成德成材,本属一贯”.故曰：“精舍之设,原欲合体用为一,为国家树千百孝子忠臣、贤相良将,所以望诸生者厚矣.”“体用”亦即德、才,体之立而道生于身者为孝子忠臣,用之达而学济于世者为贤相良将,以此寄望于后生者,岂止是孤怀卓识于近代保守和进步、顽固和激进之上,就是对比今日之培养教育,吾辈又得无愧乎?
陈宝箴在其和致用精舍诸生交勉之《说学》中云,无论“忠臣孝子”,抑或“无忝所生”,同样属于为学立志,“细细推勘、刻刻提撕,自然志气奋发”.这是陈宝箴所屡屡提示后进以孝道之真挚所在.一旦遇见才俊非议纲常,必平和晓谕；一旦获见名士敢言异说,则从容辨析.故综观陈宝箴之所倡行,真可见其于孝道价值谆谆教诲、循循启诱,诚欲竭心尽力维系传统道德,并以此造就人才、导引学子也.
这样的书院、这样的学规、这样的教育、这样的“师道”,似乎现在距离我们已经有些时日了,并且还在越来越远,这是让人痛心的！当然也不能说一无所有,毕竟每个时代都会让人看到一些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绵延的身影和努力,业师张新民先生创办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苦心经营,在我看来,又强烈地看到并感受到令人振奋的“师道”.《中国文化书院学规》第七条曰：“欲成就伟大之事业,必先成就伟大之学业.成就伟大之学业不能不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以发明真理为职志；成就伟大之事业亦必担负起人类群体之责任,以服务于社会为光荣.非特要蔚成学风,起一代人文,更要聚为良习,兴百年礼乐.此皆非取消而实为成全人之天才和个性也.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于学业于事业,均为至要至大之关键焉.”这里面,跳跃着的不正是“师道”的使命、“传道”的精神吗?
我钟情“中国特色”的书院师道,我且充满温情和敬意地践行其中并注视、期待着它的授受和光大.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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